郑振铎举债收购珍版旧藏 黄裳被抄书籍多不得返

　　郑振铎爱书成癖，却生逢国难当头，其时民族危亡，人人心中都是存亡之道，哪里有许多闲心顾及那些毫无生气的古籍与旧本。上海沦陷为孤岛后，日本人在书商中大肆收购珍版旧藏，郑振铎看在眼里，急在心间。他向民国政府申请资金，在炮火漫天中，为民族文化保存流传的薪火，以极大的心力和毅力搜购珍稀版本。因为真正要收购和保护的旧籍珍本实在是太多了，也因为日寇的重金利诱也太难抵挡，以至于政府提供的资金，常常都是捉襟见肘。但即使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郑振铎也要设法张罗着举债收书，将为国家保存好书，视如自己的性命一般。抗战胜利后，他将这些购藏旧籍的经历整理成为《求书日录》、《劫中得书记》以及《劫中得书记续编》等著述，记录那些所得稀见书籍的版本与价值，也记自己得书的艰难与欢欣。这些所记文字清雅也生动，而他作为爱书人的可爱与可敬，也常常是跃然纸上的。还有那些虎口夺书的难忘旧事，因为有着读书人灼热的生命感悟，才终会成为不可多得的书话文字。

　　1958年10月，郑振铎在出访归国的飞机上，不幸遇难。但他对于旧籍的珍惜与热爱，却影响了太多后来的中国文人。然而，或许让郑振铎也无法想到的是，在他身后不久的十年灾祸之中，许多文化典籍，却也要遭受自己人的糟践。与郑振铎有同好的上海文人黄裳，在他的文章《祭书》中，便写到他与自己所收藏的旧籍在“文革”中的不堪遭遇。某日，被下放到干校当泥水小工的黄裳正准备上工，忽然接到通知，让他迅速回上海的单位报到。等他第二天遵命报到了，先是被大声地呵斥，然后告诉只能坐在门外的他：“今天按政策没收你全部藏书。”听到这句话，黄裳说他才醒悟过来，“为什么会采取如此神秘而迅速的手段，那是防备我会进行私下里的转移。”随后，三十多个大汉，两部卡车，几大捆的麻袋，用了一整天又一个上午的时间，把他的全部藏书运走了。

　　“文革”结束后，黄裳得知他的这些藏书并未失散，于是奔走呼告，因为在他看来：“我的几本破书够不上‘国宝’的资格自然用不着多说，但对我却是珍贵的。因为它们被辛苦地买来，读过，记下札记，写成文字，形成了研究构思的脉络。总之，是今后工作的重要依据。没有了它，就只能束手叹气，什么事都干不成。”然而，这些被查抄的书籍，却久不得返，《祭书》一文，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后来，黄裳还是终于收回了自己的部分藏书。在另一篇文章《书之归去来》中，他写了终于回到自己身边的藏书，虽然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但还是非常高兴的。

　　也正是这些归来的藏书，几乎成为黄裳晚年写作和自娱的重要资源，最为典型的便是他整理和不断补充才完成的《来燕榭书跋》。他在这册著作的后记中写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聚书，起先以新文学著作为主，随后不久便兴趣转为线装旧书了，前后持续了大约十年的光阴，直到“文革”被全部查抄为止。“文革”结束后，这些旧物又陆续地发还给他，但让黄裳后来颇为感慨的是，“想不到的劫后重逢，摩挲旧物，感慨无端，因摘要选取书前所存题记，别为一册。漫无次序，随得随录，倏然成册，遂付刊行，及今亦已十年矣。”黄裳的这一举动，让我想到了作家孙犁，他在晚年得到被发还的书籍，所做的一项工作便是给这些旧物包上书皮，并以极为深情和文雅的笔触，写下了不少的题跋，这也便是后来被结集出版的孙犁著作《书衣文录》。它与黄裳的这册《来燕榭书跋》，在我看来，是以相同的方式表达了劫后失而复得的心境，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诸如那篇《谈野翁试验小方》，黄裳写他著作的版本价值：“此嘉靖赵府味经堂刊本也。《千倾堂目》著录，世未经见。刊极古雅，阔栏阴文花边，巾箱小册。半叶六行，行十二字。”随后又记此书所得之途：“书出姑苏玄妙观，书肆主人收于打鼓者手，索重直，初未能得，自再去吴下，书仍未售去，价亦少减，遂得之归。”这篇跋记写于“戊子九月”，据推算，应为1948年。而关于此书的来历，后来黄裳又作一跋记，记述更为详细：“二十年前游吴下，同行者有郑西谛、叶圣陶、吴春晗诸君。抵苏时已傍晚，饮于市楼。秋风初起，鲃鲥正肥。圣陶取一尾于掌中按之，腹大如鼓，诸君顾而乐之。饭罢已昏黑，西谛访书之兴大豪，漫步胡龙街上，呼门而入，凡历数家。后于玄妙观李姓肆中见此小册，索巨直，西谛时方其穷，顾谓余曰，此可得也。喧笑而去。又十日，余更过吴门，更见此书，尚无售主，还价携归，以为帐秘。”据上可推断，此题跋应写于1968年，此时旧物尚在，但早已是物是人非了，因此黄裳在跋记最后还有此番慨叹：“二十年前事，依稀如昨，而西谛墓有宿草，同游星散，人事变换，几如隔世。”这里的西谛，便是郑振铎，而这篇书跋中所记往事，也可见出黄裳对于郑振铎的怀念与钦佩。

　　1981年，也就是此书题跋上的“辛酉腊月初一日”，黄裳又“重展此书”，在书上题跋记如下：“前跋所及同游诸人，只叶圣翁健在，年近九旬矣。纸墨之寿，永于金石，何况其余，信然。此书沦于盗手亦七年始归，未沦劫火，亦出意外，是更不可知矣。”吴春晗即吴晗，历史学家，1969年便已过世。1984年，也就是题记上所写的“甲子上元”，黄裳又有跋记为：“明刻板式甚多，然类此者绝不经见。暇拟集明刻雕版之有特色者若干种为一小图谱，必有趣。”一册书的跋记，先后题记共有四次，可见黄裳对旧藏的怜惜与热爱。也正因此，我读黄裳的这册《来燕榭书跋》，便特别留意他所记书跋的内容，除了他写这些旧藏的版本流传与价值，还写他自己访书、购书与读书的旧人旧事，以致每一册著作，无论是价值贵廉，都有着它们自己的命运，也都有着爱书人悲欣交集的浓浓之情。朱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