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经”三派论
总结提出“五象”说
李树森：作为成就卓越的书画大家，在书法方面，您率先提出“碑、帖、经”三派论新学术概念，开创性地提出了视觉导向造型原则，推出书法艺术空象观，对中国书法的发展和延伸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书画创作方面，提出了表象、意象、气象、空象、色象，即“五象”说。请您对这两方面简单的解释一下。
王学仲：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园林的一朵奇葩，是中华民族艺术特征最鲜明的一种艺术样式，她反映着每个时代的社会精神面貌和审美精神，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同时，书法学又是一门亟待整理的学科。历史上书法理论非常丰富，使之体系化、条理化、科学化非常有必要。
在碑、帖原有派别之外，我经过大量研究考证，认为当增加“经”派，即“碑、帖、经”三派。
经派之所以可以自成体系，原因很多，大体有三点：一、石刻摩崖基于佛教不灭这一思想，由写经到刻经，进而刻石成为大型摩崖；二、其书体由经生体转化而为摩崖体；三、其书体阶层既不是帖学的贵族士大夫，也不是北碑的乡土书家，而主要是写经生、僧人和佛教信士，是一些佛教界的书法家，因此如果把六朝经派书加以概括，主要有经生体和摩崖体两种。
艺术是生活的再现与表现，其最基本的体现方式是表象。意象同灵感、意境、境界关联密切，体现出最为浓缩最为集中的美学意念。意象蕴之于内，气象发之于外。气象为内涵所派生，也为内涵所决定。“空”为“物”之相对体。艺术之空象指物象依存于空间所表现的艺术存在。色象是美在视觉上的显现。
世界美术思潮东移论
李树森：您以自己的作品，人品，大学问家的学养、才情与思想，为“现代文人画”做出了典范的诠释。您提出“欧风汉骨，东学西渐”的艺术思想，并把欧洲风格的绘画精神融入中国山水画中，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绘画风格及韵味独特的个人式样。您更大胆地提出世界美术思潮东移论，如此提法的根据是什么？
王学仲：“世界美术思潮东移”之说，是我在对日本及西方艺术作了若干年考察和认识之后提出的。
从十九世纪东移就已初露端倪。1867年，日本浮世绘打入法国万国博览会时，著名画家马奈、莫奈、高更等首先认识到了东方绘画的神奇，他们极力模仿其人物和线条，对日本安藤广重的色调佩服得五体投地。
日本从古老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找到了最纯净的艺术，诸如书道、茶道、花道、棋道等。继之，人们寻根溯源，终于发现“重道轻技”的中国艺术才是最理想的艺术形式，如中国文人画、中国书法、篆刻等。
到了现代，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有了更新的认识，很多著名的大艺术家、美术评论家、美术理论家，在这方面多有论述。溢美之词，无以复加。毕加索曾对张大千说：“真正的艺术是在中国，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东方人为什么喜欢到外国去学艺术”。毕加索还用毛笔画中国画，其中仿齐白石的画就有五大册。常书鸿在法国的老师告诉他：“世界艺术的真正中心在你们中国，中国的敦煌艺术才是世界艺术的最大宝库。”
印象派的创始人马奈和莫奈与近代艺术的开山鼻祖毕加索，身居世界美术中心的法国，却都醉心于东方绘画之美，这说明已生发出一股地下潜流，其中心正涓涓地向东方渗透和移动。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愈加鲜明。世界美术思潮东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创立“黾学学派”
李树森：您创立“黾学学派”，成为黾学的创始人。请您对“黾学学派”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王学仲：黾学可以概括为：一画、二合、三怪、四我、五象、六学、七艺。
“一画”就是文人画。文人画要以诗书画印为基础，倡导野逸美，表现其古朴自然、野趣雅谑的美学价值和人文精神。
“二合”是指意象合一。书法意象非常重要。书法是笔墨艺术，它不仅仅是一种线条的艺术，重要的是它渗透着书家哲性的思想。
“三怪”一词源出徐悲鸿先生。先生称我诗书画“三怪”。黾学的美学基础是诗书画三位一体。
“四我”是黾学的精神支柱。我提出“三自一超”主张，即：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轶出自我，超越时代。作为一个书家或画家，不应该停留在对自我的表现上，必须把“小我”与“超越时代”的“大我”联系在一起，与国家、时代、民族联系在一起。
“五象”即：表象、意象、气象、空象、色象。“五象”把佛、道、儒三家的哲学观融合为一体。
“六学”包括：文学、美学、文艺学、宗教学(经学)、哲学、历史学等。六学的理论基础是国学。
“七艺”即：绘画、书法、诗词、治印、雕塑、散文、小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