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街等新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随后成立湖北军政府。10月16日，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由张樾、牟鸿勋等共进会员主持，日出两大张，明确宗旨：“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国为主义”。每期发行约四千份，分寄省内外机关、学校，张贴武汉街道及公共场所，“不取阅者分文”，大量读者聚观。创刊之日，报馆门联：“与民公好恶，为国报平安”，妙嵌“民国公报”四字。
“变化”催新闻，这一时期上海冒出30余种临时发行的小型报刊，如《光复报》、《警报》等。同盟会员柳亚子创办并主编的小型报《警报》，除了刊登湖北军政府的公告法令，还介绍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警报》每日二至三版，使读者尽快获知最新战况，“所得要电新闻，接到随刊，晨暮不计”，成为中国新闻史上首张一日多版的报纸。此外，《警报》印刷精美，道林纸铅印，每日油墨换色，也是第一张每天换色之报。该报发行不到一个月，上海光复后，因编报人员忙于他务而停刊。
此时期还出现特有的辛亥一景：站街等新闻。上海各大报业会集望平街(今山东中路)，每晚人山人海，满街挤挤攘攘，都在翘首等候最新战报。各家报馆也在大玻璃窗上张贴各地动态，以飨伸颈站客。一则捷报传来，掌声狂起，甚至击墙拍地；某省独立，一街欢腾，抛物扔帽。若贴出败讯或不利义军的消息，该家报馆会被围街民众指为暗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愤怒市民将报馆玻璃窗砸得粉碎。砸窗事件发生后，望平街各报馆再也不敢在门首披露民军失败的消息，更不敢在报上刊登，只能报喜不报忧。(黄炎培：《八十年来》)
社会舆情如此被新闻左右，即中西新闻史上著名的“魔弹时期”。新闻业初兴之时，新闻对舆论具有绝对操控权。砸窗事件当然是“魔弹”倒射，辛亥新闻界在尽享“魔”效之时，也得领受“魔弹”倒射的尴尬。更激烈的新闻事件出现于1915年6月。袁世凯帝制自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报》自京迁沪，由帝制分子薛大可主持。该报以“洪宪”纪年，记者署名前加“臣”字。该报财大气粗，以免费赠送广告两月、免费赠阅三月招徕订户。创刊不久就收到“君主之敌”、“中国公民一分子”的警告信：“如再鼓吹君主问题，必以激烈手段对付”。果然，9月中旬、12月中旬，报馆两次被炸，不得不于1916年1月停刊。袁世凯另一家京上御报《金刚报》，因受读者强烈抵制，竟得由武警送报。
回报丰厚的新兴产业
辛亥新闻业是回报甚丰的“新兴产业”，比如1898年秋，康有为、梁启超向海外华侨集资创办广智书局(即其后新民丛报)，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为“技术股”，占1/3股份，仅1902年-1903年，获红利上万银圆。(陈明远：《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81页)
其时，新闻业门槛甚低，销三千份就不蚀本，超出即赚，稍有名气，广告即上门，如商务印书馆每月两千元包下《时报》报眼，专门介绍商务版新书。报业如此“赚得动”，娱兴小报喧腾而起。这些小报概不刊登重大新闻，专门瞄准市民趣味，专载街谈巷议轶事秘闻或伶界妓界“趣味新闻”，同时刊登通俗小说。这些小报虽只有半张纸，却能卖到大报价钱。
依托这样的背景，中国报业一路走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事报业。1905年科举停废前，为报馆写稿尚被蔑视，认为是“文人末路”之贱业。收入也不高，《申报》编辑费每月不过10-40银圆。科举停废后，士林职业迅速多元化，出现第一茬非官场“白领”，知识分子进入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工程技术、金融实业等行业。新闻界因影响巨甚，“一纸风行、观听一耸”，除了维新志士投身其间，还有一批秀才、举人纷纷“下海”，兼写文学作品，如吴趼人、李伯元、曾朴、李涵秋、包天笑等。
随着报业走热，编辑记者的收入也显著提高，如，包天笑1909年前后在《时报》时月薪为80元，每月为《时报》写论说文六篇，小说2.5万字。他还为《小说林》撰稿，月得40元；为有正书局编《小说时报》，再拿稿费；当时他全家花销每月至多五六十元，日子很好过。包天笑曾回忆说：“除了编辑报纸杂志以外，每天还可以写四五千字，在卖文上收入很丰。”其时物价很低，一块钱可买五六十个鸡蛋。上海生活水准为中国之最，住校生伙食费每月六块，内地只要三块。(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辛亥期间，报纸从业者收入丰厚，又能参与国务，指点江山，因此普遍自我感觉极好，包天笑说：“那时上海的记者们，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态度，谢绝各方交际应酬，以自示清高。”与此相应，当时记者、编辑的社会承认度也很高。此一时期，报馆访员身着西装，出入各种集会与重要会议。因身份中立，甚至被用于参与劝降清军。如1911年11月3日傍晚，陈英士(其美)携敢死队员高子白，就是以《民立报》访员的名义进入清军重地江南制造局劝降，遭拘捕，次日义军强攻得手方获释。
对于辛亥时期报纸的影响力，时人评论说：“前清末叶，报纸势力渐呈伟大之象，清室竟因之而亡；袁世凯称帝，报界不赞成，即至倾覆，此其最著者。”□裴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