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敦煌紧密相连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是个“名人”，每到一处，常有媒体追逐，甚至有“粉丝”索要签名并与她合影。几十年来所获奖项大大小小，有多少呢？她自己也不清楚。可在这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眼里，功名利禄都是虚的，“对我来说，来日方短，还是多做点实事吧！”
什么才算“实事”呢？
敦煌。
就是这么简单。
一
“我不接受你的采访，我也没时间去领奖。”电话里，樊锦诗毫不客气地拒绝。
那端的人不甘心，仍在争取。
“天天开会、考察、做报告、接受采访……我哪里还有时间做事情？有点时间我还想要还账。”任对方说再多，她仍是铁板一块，不为所动。
樊锦诗说的还账，是还敦煌的账。在任何人面前，她都不掩饰自己的焦虑，“那么一座宝库，在我手里不能有闪失”。
她“怕”记者，熙熙攘攘、来来往往，不过都是过眼烟云，何用？记者采访，她看成是把自己“放火上烧”。她说要“防火防盗防记者”。
有人劝她，“宣传你，就是宣传敦煌。”
一想，也是。说我樊锦诗，怎能不说敦煌？于是偶尔，也会配合媒体的采访。果然，说到了她，就说到了敦煌。可是，怎么不对味呢？说来说去，都是上海姑娘离开繁华都市，在沙漠里守着洞窟几十年。原本很自然的事情，说得像个传奇。
敦煌呢？莫高窟呢？怎么保护？怎么开放？怎么弘扬？为什么简而又简？
樊锦诗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防火防盗防记者”。
也有记者，不浮光掠影，不信口雌黄，一连多少天，蹲在敦煌踏踏实实采访，她又感动得不行。主动去介绍情况，一说就激动，一直说到凌晨三四点。说的，全是敦煌。
这个人，心里眼里，只有敦煌。
二
电话铃响了，樊锦诗一接，断了。再响，一接，又断了。
如此再三，樊锦诗举着手机求助身旁的我，“年轻人，你帮我看看。”
那时候，手机对她来说，还不那么好使唤。
那一年除夕，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起时，我想起正在莫高窟的她。之前，她说，“春节要在敦煌过，欠的债太多了。”她的计划，是要趁过年清静，将没做的研究没写的文章，也就是欠的债，赶紧补上。
想到她穿着厚厚的棉衣、举着手电筒，佝偻着腰守在满壁飞天、金刚菩萨环绕的洞窟。心里就生出些许悲凉，拿出手机发短信给她。
知道她是不会回短信的，也许，她压根就不会看短信。只是，为了安慰自己的心。
认识了这个人，她就会常常钻进你的脑海，抠也抠不出来。想起她，不由你，会沉静下来。
意料之中，没有收到回复。
再一年春节，还发短信给她。短信里，我说：“爱敦煌，也要爱自己。”也没指着她看到，或是回复，还是为了自己的心。
没想到，几分钟后，收到回复，而且很长，依然全是敦煌。
不知什么时候，她不但学会了发短信，而且会写那么长的回复。接不上电话的情况，应该不会再有了。只是听说，不愿接的时候，就把电话撂给秘书。听也不要听，那些无聊事催命似的来烦自己。
摇晃不定的火车上，樊锦诗掏出笔记本电脑。打开一个文件给我讲，“丝路申遗，至关重要。”她说的丝路申遗，是指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她心里，莫高窟需要保护，丝路沿线的每一座文化遗产都岌岌可危，需要保护。
也不管我这个外行是否听得懂，100多页，慢慢往下翻，细细讲。70多岁的人，瘦弱多病，又刚刚做完一场手术，说起文物保护，不知哪来那么大劲头。
早在286、386时代，樊锦诗就琢磨，电脑能为敦煌做些什么。很快，她学会了用电脑，偶尔玩一把博客，引得各路记者，争相报道。
电脑能保存文字、能保存图画，那能不能把莫高窟的近千个洞窟全装进去？“任何有形的物质都将归于无形，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都只能延缓莫高窟的衰老，数字技术也许可以将洞窟的详尽信息完整地保留给后人。”
这个设想后来不断得到扩充，200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联名其他委员提交了一份提案，最终促成了包括“数字敦煌”在内的，总投资2.61亿元的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的开工建设。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人们这样评价她的这项提案。
你不得不承认，她聪明。也许她玩手机、玩电脑没有年轻人顺溜，可她“懂得的那个理儿”，使留住莫高窟的青春成为可能。
三
“北大教会我用脑子。”学考古的樊锦诗48年前，毕业于北京大学。
樊锦诗至今不愿放弃自己的专业，只是敦煌研究院院长这一行政职务，占去了她太多时间。想要匀点时间给钟爱的专业，就要想尽办法从“海绵”里挤。
“你这样不行，今天飞这里，明天飞那里。哪能静下心来做业务？”对樊锦诗说这话的，是她手下的一名普通学者。指责完院长，又很诚恳地建议：“你要半年时间花在行政上，半年时间花在专业上。”
樊锦诗认真地听，心里又何尝不想。
只要人在敦煌，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很晚。通宵达旦有做不完的事，那个时候，只盼着不要有琐琐碎碎的行政事务，来打扰自己。
从内心里，她更愿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只做学问，不问其他，那更适合她的性格。年少时的她原本是一个羞怯内向的女人，大声说句话，先会红了脸。这么多年过去，年龄虽长，骨子里的很多东西却永远不变。
既然成了一个管理者，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起初，她还不觉得这里面有学问，后来，她发现，管理是门学问，还是门大学问。很快，她把她的团队带成了中国文博界的一面旗帜。
院里其他人受她影响，也爱加班。破损的壁画、枯燥的经卷，伴着大伙度过一个个沙漠长夜，竟然乐在其中。
论业务，敦煌研究院的人个顶个得厉害，在全国文博界都数得着。这让樊锦诗有些安慰：“有了人，敦煌就有希望。”
还是敦煌。
心里眼里，没有其他。
自己的时间有限，就放手让年轻人去做。“我们培养人才的钱花海了。”攀锦诗鼓励大伙通过各种途径学习，送出敦煌、送出甘肃、送到国外，一批批送出去，一批批地学成又回来。樊锦诗还觉得不够，“敦煌有今天，是因为有一批人，但还远远不够”。
“我整天在扫描，看哪个是苗子。”樊锦诗双手卷成筒，做扫描状。这个人，永远不会让自己闲着。
她的那些年轻人夸她：“老太太手里做着眼下的事，眼里看着5年后的事，心里早已为莫高窟做好了20年后的规划。”
樊锦诗听了，也没见高兴。还是“一夜夜睡不着，一想起这个还没做，那个还没做，就惊起一身汗”。
四
建在大漠深处断崖壁上的莫高窟，千百年来历经自然、人为双重侵害，能留到今天，本已是奇迹。
樊锦诗第一眼看到它，就被深深吸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着了魔似地把青春、健康和所有心血给了敦煌。
别人说苦，她不觉得。却是越来越喜欢敦煌了，“这里多好，又广阔又安静”。
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敦煌，她更喜欢。
有人捐钱，千万百万元也好，三百五百元也好，她都记得人家的好。小朋友拿出几角几分的零花钱捐给敦煌，她更高兴地什么似的，又不心疼时间了，一笔一画写信给小朋友。要留住那么脆弱多病的敦煌，每一分钱都用得着。她也承诺，每一分钱都要花到地方。
游客潮水一样涌到敦煌，她喜欢，更忧虑。“我们竭尽全力保护敦煌，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欣赏文化遗产，但洞窟的承载量是有限的，我不是不让大家看，只是想劝大家不要在一个季节一个时间段全涌来。”她一次次地唠叨：“敦煌一年四季都很美，敦煌一年四季，都敞开大门。”
不但不能将游客拒之门外，还要让游客看好，同时要保护好洞窟。这样的难题是国际难题，樊锦诗和她的同伴们，解答这个难题，有一份很好的答卷。
敦煌的影响越来越大，敦煌题材的展览，每到一处，都很火爆。2008年年初，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更是创下了中国美术馆建馆之后日参观量、月参观量、个展参观量之最。
那段时间，报纸、电视、网站全是敦煌。她的年轻人各负其责，把那么大一个展览办得顺顺当当、红红火火。
樊锦诗在一旁冷眼看着，还是不满意，“那么多人，赶庙会吗？怎么能看好？”
配合展览发行的图书印出来了，是花了心思要拿什么图书大奖的。图片精美、文字严谨、设计新颖，价格自然也不菲。拿去给她看，好像什么都不错，看着是个东西。一看价格，人就跳起来：“你们抢钱呢？谁买得起，一半价格都嫌高。”
大伙说她不懂图书行情，但还是依着她，将定价砍了一半。她才不管成本还是利润，嘴里不依不饶有话说，“不能一整就整大部头所谓精品，得再弄些方便携带、通俗易懂、10块8块钱的，大部分人有兴趣，想买就能买得起的。”
她从来不是一个商人，也不是一个官员，就是一个学者，简单又简单。
五
这么一个简单又倔犟的老太太，看物质和名利，全若无物。
不喜欢，却偏要朝你来。
能不去领的荣誉就不去领，也不领情，“我怎么就那么好了？那么多荣耀，我受得了吗？”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她是甘肃站第一棒火炬手。这一次，她躲也躲不过记者，到处是她的照片。她呢，为占用的时间心痛。
别人说她“感动中国”，她诧异，“我怎么就感动中国了？”
评为“双百”人物，她更诧异，“向秀丽、欧阳海、雷锋、焦裕禄……他们中的很多人，为新中国献出了生命。怎么我有资格和他们一起成了‘双百’人物？”
奖状、奖杯领回来，捐给院史博物馆，一件也不留。“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有一天我成灰了，历史在这儿。”
新中国成立60年，先说让她参加国庆阅兵的观礼，她说行。后又说让她上花车参加游行，她说好。那样的盛典能参加，心里觉得，怎么都光荣。
别人说她傻，“坐在下面观礼多好，站在花车上，看不见阅兵。”
“我是不是傻？”她问我。我笑。
头衔很多，看重的还是“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她从不错过提提案的机会。提案受到重视获了奖，她高兴。高兴不是有了荣誉，而是纸上的建议变成现实；高兴的是，国家重视文物事业。
六
隔着宕泉河，莫高窟的对面是三危山。
说山，不过是一片起起伏伏的沙丘。风起时，沙尘扑面，也扑在几方贴着沙丘的墓碑上。
常书鸿、毕可、龙时英、窦占彪、段文杰、贺世哲……墓碑上的名字，在风沙中一日日，与三危山融为一体。他们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守护敦煌，最终，将生命留下。
墓碑上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块，是偶尔迷路至此的游客，用以表示祭奠。没有鲜花，从沙漠里挑拣出较大个的石块，再合适不过。
“我死了，肯定是要埋在这里的。”年过七旬的樊锦诗早已看破生死，毫不忌讳。
“可我退休了，一定要回上海。”心里是明白的，在传媒的塑造下，她已成为传奇，留在这里，继任者总有顾虑。而依着自己的性子，看不顺眼了，也许会指手画脚。樊锦诗想，眼不见心为净。离开了，由着年轻人去做事。
心却永远不会离开敦煌了，那已是生命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谢志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