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6岁开始学习钢琴。18岁那年，如父母所愿，她考上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生物系读预科。然而，郑小瑛却一心要去解放区干革命，为此不惜三次从家中逃走。到了部队，有音乐功底的郑小瑛被分到了文工团。当看到一起合唱的女兵们都不识谱时，她自告奋勇打起了拍子，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干起了指挥。
1955年，郑小瑛成为苏联专家挑选的合唱指挥学员中唯一的一名女生；1960年，她改学交响乐指挥；1962年，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她指挥公演了歌剧《托斯卡》，成为第一个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人；上世纪70年代末，她指挥用汉语演唱的法国歌剧《卡门》，震惊世界乐坛。
她是青年指挥家的良师，目前活跃在国内外指挥舞台的指挥家吴灵芬、陈佐湟、俞峰、胡咏言、吕嘉、王进、高伟春、彭鹏等都曾师从于她；她是深入民间的音乐传播者，毕生致力于高雅音乐的普及和传播。
2011年9月23日，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时隔30年后，经典歌剧《伤逝》校园版——《紫藤花》在这里重新绽放。只是与所有歌剧演出不同的是，演出结束后，指挥没走，演员没走，很多观众也留了下来。在随后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里快乐洋溢，笑声、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好像这里刚刚结束的不是一场严肃的歌剧。
“合唱团的衣服能不能再美一点？”对于观众的建议，她点头称谢。
“您是我老师的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对于后辈的致意，她谦谦笑纳。
这是《紫藤花》在演出结束后与观众进行的一场“演后谈”，舞台上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是乐池中少见的挥斥方遒的“女主帅”——新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女指挥家，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郑小瑛。82岁高龄的她用边演奏边讲解的“郑小瑛模式”，激发了所有人视听音乐的潜力。而这场演出，是她和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带给北京观众的一场形式“另类”的歌剧——演出前有讲解，演出后有“演后谈”，主演是草根演员，合唱是在校学生。
郑小瑛的“另类”离不开一个“创”字——50岁开创“郑小瑛模式”，60岁创建爱乐女乐团，70岁创办厦门爱乐乐团，耄耋之年又创办了厦门工学院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
郑小瑛笑称，其实她的“另类”只为一个目的——普及高雅音乐。“我不愿意看到‘阳春白雪’永远‘和者甚寡’，我相信‘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希望更多的人爱音乐，懂音乐，只是想尽自己的力量为他们补一点课而已。”
这一课，郑小瑛一补就是30多年……
创“郑小瑛模式”边演边讲
1979年深秋，北京西郊五道口影剧院门前，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观众早早地涌向剧场，为的是欣赏阔别已久的歌剧《茶花女》。
中国的舞台已经被禁锢了十多年，《茶花女》复排上演，这是郑小瑛期盼已久的时刻。只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她举起指挥棒，哀婉柔情的序曲音乐奏响时，观众还在自顾自地说话、聊天。“国内观众不理解为何开演这么久仍只有音乐，看戏嘛，大家都等待着大幕升起，根本没把你当回事，有的嗑瓜子，有的吃花生，还有孩子在场下乱跑，乱哄哄的就像是集贸市场。”
郑小瑛的手没有停下来，为了和嘈杂的喧哗声竞赛，乐队不得不放大音量来演奏本该用弱音演奏的主题。让郑小瑛更意外的是，在茶花女轻轻唱起宣叙调“赶快请他进来”时，场内竟发出了哄堂大笑。
“这笑声，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时隔多年，郑小瑛依旧感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能怪他们吗？大家都是听着样板戏长大的，歌剧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怪物。”
郑小瑛记得，幕间休息时，有很多年轻观众跑到乐池旁，围着想看个究竟。
“怪不得这么齐呢，敢情这儿还有个打拍子的。”
“喂，打拍子的阿姨，你们这光唱不说的叫什么戏呀？”
此时的郑小瑛才清醒地意识到，在十年浩劫中，文化艺术领域被践踏, 人民的思想被禁锢，如今，他们内心深处其实渴望补充精神食粮，渴望了解世界。“当时我就想，为何不在开演前办个小讲座，用简单易懂的话向观众介绍一点歌剧以及欣赏歌剧和交响乐的常识呢？我真心希望年轻人知道除了港台流行歌曲、摇滚乐和迪斯科外，还有更美的音乐。”
这一年的冬天，郑小瑛精心准备了一个介绍歌剧《茶花女》的讲稿，“准备这篇深入浅出的讲稿，比备一堂专业指挥课花去的时间更多。”
但剧院不愿增加宣传费，为了让观众知道开演前还有20分钟的讲座，她只能请人帮忙在售票处贴一张告示。“我们把讲座安排在观众休息厅，因为不想强迫，这样也不会被陆续进场的观众打扰。一开始，我用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把音乐主题录进去，再画一张歌剧音乐主题谱例的‘大字报’，就带着这两样东西到门口去吆喝，让观众知道开演前有个音乐讲座，希望他们早点来听。”郑小瑛回忆，在她的一声吆喝之后，总会有一批兴致勃勃的观众随她而来。
从此以后，只要郑小瑛担纲指挥，开演前20分钟，她都会饶有兴致地给观众普及歌剧和交响乐的常识，而她的“课堂”有时候是在休息室，有时候就地取材，“有一次在邯郸演出，我拿个小板凳，站在上面就讲，大家都好奇地问，她是干什么的？卖膏药的吧！演出开始后，哦，才发现我是打拍子的。”
郑小瑛的讲座，深入浅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提前来到剧场。“郑小瑛模式”从此传开。
但这为观众免费开启的讲座，开始并不被圈内人看好，“他们认为是多此一举，一个指挥做好演出就够了，观众是否能听懂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可郑小瑛认为，“‘和者日众’不是等待，而是积极地通过高质量的演奏为大家开拓新鲜的听觉审美观，通过亲切易懂的方式，用文字和语言打消听众的距离感，帮助大家逐渐走进‘阳春白雪’的天地。”
她到学校，到工厂，到农村……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介绍歌剧和交响乐的机会。逐渐，演奏序曲时，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了，演出中也没人嬉笑喧哗了，演出结束时有了观众向演员致谢的掌声，乐池中的指挥也有时间走到台上来接受观众的欢呼了。更有观众因没赶上讲座或没有听全，还专为讲座再去买下一场的票。
创爱乐女乐团 PK流行乐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愿意为音乐事业献身的郑小瑛却陷入了极度矛盾与痛苦中。
“港台音乐风靡大陆，中央直属机关文艺团体的许多名角都去‘走穴’，合唱队赋闲了，歌剧也不演了。我非常热爱歌剧，可我却无法挽回严肃音乐下滑的趋势。”郑小瑛的无奈与痛苦引起了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和小提琴家朱丽的强烈共鸣，“有一次我们三人凑到一块儿，偶然说起，大家深有同感，我们都希望年轻人能有更多机会了解高雅音乐的美妙，后来就商量，能不能找一批热爱音乐事业又不计报酬的志愿者，组建一个旨在为年轻人普及交响乐知识的室内乐团，义务地把交响乐送到学校去呢？”
就这样，她们马上分头打电话联络，“没想到居然有十几人响应，把我们高兴坏了。当时答应无偿演出的几乎全是女同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孟姜女、莫愁女，我一想，就叫爱乐女吧！”爱乐女室内乐团就这样于1989年12月诞生了。
爱乐女是深藏在郑小瑛心中的一个无价宝，因为在当时“没钱不干”的社会潮流中，爱乐女是一个不占国家编制、一切经费全靠自筹的志愿者乐团，既不发工资，也不评定职称，更不会分房子。
“那个年代流行走穴，抓起电话第一句要问清楚多少钱。但是爱乐女从不计较这个，而是直接问，到哪里集合。大家往往是刚从各自单位下了班，就立刻顶着酷暑或严寒赶来，随团队一起到很远的地方演出。”郑小瑛记得，“有一次到昌平的石油大学演出，二胡演奏家宋飞是我们接车的最后一站。那天下着大雪，又没手机。因为路滑，车子迟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都猜想宋飞可能已经走掉了，没想到，远远看到她拎着两把二胡在雪地里不停地跳，就这样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多小时。”
作为把高雅音乐引进校园的先行者，爱乐女的演出总能吸引同学们提前到剧场礼堂占座，演出时不仅座无虚席，甚至连过道、大门外都会挤满年轻的听众。
1994年，当郑小瑛得知世界妇女大会将于第二年在北京召开时，她脑子里闪出一个想法, “何不成立一个女子交响乐团来展示中国妇女的才华与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