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3点，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被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
“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休息。”普雷斯说。
“肯定是发生了危机。”卡特判断道。
“不是，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2008年12月，在中美建交30周年前夕，卡特接受中国媒体集体采访时，回忆起北京时间1978年7月10日发生的这一幕。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派5000人，第一批只有50人。”2011年11月15日，在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内，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晞（John Thomson）说。33年前，他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
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互派留学生的共识后，两个承担具体工作的人，成为中美双方落实政策的直接接口。美方就是唐占晞，中方则是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工作人员郭懿清。
33年后，他们几乎同时关注到中国媒体在11月15日集中报道的一条新闻——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14日发布的“开放门户”报告显示，在2010/11学年度，美国共招收国际留学生723277人，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为157558人，比上一学年度增长23%。这意味着自去年留美学生数量首次超过印度以来，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赴美留学第一大生源国。
“当时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同意跟美国互派留学人员，也没有人会预料到，30多年后这个数字会从50增加到15万这么多。”唐占晞一边往自己的菊花茶里加糖块，一边感叹说。
这位美国前外交官精通汉语，了解中国人100多年来的留美历史，也曾亲历中美高层之间有关留学事务谈判的现场——那是一个一度封闭的大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推开国门的瞬间。
一扇多年敲不开的门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John Thomson访问台湾后，对中国文字和文化产生兴趣。他开始学中文，并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占晞”。
“当时美国很少有人学中文，对我们来说，苏联很恐怖，是第一个不能去的地方，而中国大陆也是个陌生而可怕的地方。”唐占晞回忆。
他要深造中文，能选择的地方只有台湾和香港，因为“不想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不让进”。1966年，在成为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留学生后，他几乎天天能看到或听到“光复大陆”的标语和口号。
海峡对岸，原本只对苏联、东欧开放的留学之门，此时也彻底关闭。为使拟留学出国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1966年6月30日，负责留学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国下发通知，“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
“半年”的时间，最终变成了12年。“文革”10年期间，中国仅仅向21个国家派出337名留学生。
“这些所谓的留学生，实际上都是语言生，跟1978年之后以理工科为主的留学生，并不大一样。”2011年11月29日，郭懿清在家中回忆说。
1973年，33岁的南开大学外语系教师郭懿清曾作为考察团成员赴美，教育部派这个8人团赴美考察的内容，仅限于语言教学。
此时，她未来的合作伙伴唐占晞，已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业硕士毕业，担任美国新闻总署驻台湾新闻处新闻官。那两年的局势变化，让唐占晞有些眼花缭乱。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第二年，美国在中国大陆设驻华联络处。但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中美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美国国内政治不管怎么变，一个愿望一直没变，就是跟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交换学者、学生。美国认为这是加深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唐占晞说。
1974年前后，一些美国教授开始给北京的一些大学和1949年前曾留美的教授写信，“希望到中国做研究，交流合作”。但无论是给自己的中国学生写信的美国教授，还是直接与大学联系的美国教授，在一番焦急等待后，都未能收到回信。
“中国正在‘文革’，美国又发生了‘水门事件’，而且中国正讲阶级斗争，大家很怕涉外事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跟美帝国主义合作，谁敢说？不敢。敢说就有人给你戴帽子。”唐占晞搅着他的菊花茶这样自问自答。
自1970年在台湾担任外交官开始，唐占晞的工作和生活与中国再未脱离关系，对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中国词汇，他应用自如。
虽然身在台湾，但唐占晞在1976年得知，民间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当时正跟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合作，每年互派几个考察团，在图书馆、工程教育、科技等方面进行交流。
考察团的美国成员回国后，很快便会给刚认识的中国同行写信，建议“应该交换学生，开始研究交流”。依旧没有回音。
唐占晞的印象是，“美方一直提出要交换学生，中国一直没有接受”。郭懿清1976年被借调到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她也记得当时的情形，“美国一直想跟中国交换学生，咱们一直没答应”。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78年6月的一天，被调往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唐占晞一大早从台湾出发，辗转香港、深圳，当晚9点半左右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
他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片被台湾人形容为“匪区”的土地。从机场到位于建国门附近的联络处，他乘坐的小汽车迅速掠过一辆又一辆缓缓行进的牛车。沥青路两旁大部分都是农村景象，路灯下面，隔一段便有穿短裤背心的老百姓坐在灯下打扑克。
就在唐占晞赴任的这个月23日，邓小平决定专门安排时间，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起，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有关学校各项工作清查整顿情况的当面汇报。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邓小平当场作了这一后来被称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的表态，并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教育部外事局随后专门开会，传达讲话精神。郭懿清回忆，“会上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特别振奋。”
不过，这个消息当时并不为唐占晞等美方人员所知。
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与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在现场的唐占晞注意到，谈判桌两边，一排穿西装的美国人对面坐着一排穿中山装的中国人，“界线非常分明”。
对互派留学生一事，美方只是作为谈判筹码，并不抱太大希望。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学生时，中方并未给予回应。但下午会谈即将结束时，方毅突然提出，中国政府要谈的最后一项，是1979年想先派500个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
唐占晞作目瞪口呆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方毅的话被翻译后，美方人员有那么片刻愣住了。坐在方毅正对面的普雷斯，用手碰了碰身旁随行人员，低声问，“有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
“Who will pay（谁出钱）？”普雷斯抬起头，严肃而略带困惑地问。
方毅随即告诉他，“费用由中方来付。”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祝酒时，方毅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
随后两天，带着谈判时获得的“惊喜”，来自美国科技、农业、地质和卫生等研究机构的代表，分头开始跟中国同行商谈合作交流事宜。唐占晞陪美国地质研究所的人去了北京地质学院，但“因为政治的问题，没有办法谈妥”。
“当时还没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基本路线还是阶级斗争，不是改革开放。”唐占晞这样解读当时的困局。
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唐占晞回忆道：“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知识，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出派人到美国学习。”
随即，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接到了普雷斯的紧急越洋电话。
美方没有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那时候从上到下，是从内心里觉得美国比我们先进，真心要向他们学习。”郭懿清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