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多方历代匾额“安家”于私人博物馆，在坚守传统文化公益事业的洪涛手中——
遗珍垂悬
摄影撰文/本报记者 谢震霖
匾额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符号，它与附着的建筑珠璧交辉。然而，随着近百年来无数古建筑的消亡，匾额纷纷沦为“无根之木”的散件。目睹祖先的文化遗珍渐行渐远，有一位民间志士默默担当起抢救、梳理、研究的重任，他就是上海匾额收藏大王——洪涛。
这是“错放”地方的瑰宝。
日前，记者来到上海翰林匾额博物馆，在赏望展品时陡起诧异：如此众多的匾额不该聚集在此，而应悬垂各处的“庙社宫阙”或“祠堂府第”，它在历代专门用于道德教化、矫世励俗以及标识名称。
点睛之笔绝代风华
“匾额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点睛之笔，它集书法、文史、雕刻于一身，几千年来形成一定的惯制和表现形式而盛行。”馆长洪涛指出：“遗憾的是，由于后人对古建筑疏于保护，原来依托上面的匾额，在建筑倒塌后即失去了载体；加之历朝历代各种运动的折腾，许多承载昔日荣耀的匾额，命运惨不忍睹。”
匾额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动地从建筑中割裂开来，无论其身世再怎么显赫，一旦落入草莽势必沉沦为“微躯贱命”。不像喜欢字画的人那么广众，目前散落于坊间的匾额既无“市场价值”，又属“三无产品”——历史上无系统文献记载、近现代无机构研究、当今也无任何部门管理。多年来，洪涛始终纠结于责任感和无奈感的双重压力下：“因此我们不得不到农村去，把许多挪作门板、床板以及堵窗户板的匾额，加紧抢救回来予以保护。”
经主人一番介绍，上海翰林匾额博物馆的由来，被清晰地勾勒出来。
洪涛向记者解释，他的馆名有“翰林”两字，是因为所收藏1700多方匾额中，翰林题写的匾占了中国翰林数的一大半。收藏系列主要分文人名人匾、官宦匾、家族堂号匾、民国要员匾。年代最早的是宋咸淳二年(1266年)的“国子学谕”匾，明代匾额16方，清代状元匾30方，占了清代状元总数的26%，宰相匾56方之多，占了清代宰相的49%。其量之大，真可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不过囿于场地，公开展示的仅小部分。
顺着他的引视，眼前的状元、宰相、总督等匾额历历可考；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等名人洋洋大观。这些显宦、大儒的墨韵或瘦劲传神，或浑厚高逸，宛若“云屯星聚”。
学工科出身的洪涛，早先并非长于此道。十多年前，因设计一个建筑构件，来到闽赣一带古村落寻索，目睹匾额境况令他揪心，开始萌发保护的念头。从此，他对匾额的兴趣日益浓厚，直至一发而不可收。
有一次，洪涛从一个村子里一下子收来三十多块匾额。该村在大炼钢铁时期修建大猪圈，因缺木材，当地人就把村里三十多块大匾摘下，做成猪圈的盖板。半世纪后，洪涛寻至现场扫去厚厚的尘土，三十多方大匾顿时“显山露水”。这些匾文虽经风吹雨淋，竟没有剥落，可见旧时制匾工艺的精湛。
在充当匾额“救星”的同时，洪涛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藏家，各地持有者都会辗转上门找他。平时洪涛将积蓄全部用于匾额的收集，宁可在生活上“饮水食菽”；如遇到品相好、文史价值高的匾，出让方乘机“价增一顾”，他也在所不惜。
文物价值日益凸现
虽然相比收藏市场鱼目混珠，匾额却鲜有造假。洪涛说：“一是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市场行情，卖不出什么价钱，而且很少有人收藏它；二是即便要造假，老木头寻找起来也很麻烦；三是匾额一般都有上下款，蕴涵完整的历史事件，捏造实属不易。此外还需足够大的存藏空间来支撑。”
但征集匾额并非是“仰拾俯取”的容易事，不光要经常深入乡间村落，还需凭借长年练就的火眼金睛才能觅得。
有一方蒋介石所题的“学士”匾，就是经他“抽丝剥茧”发现的。2005年，洪涛闻讯来到宁波一处老宅，根据判断后接连剥去“厨房门板”上的几层旧报纸，当揭到第5层，一张1952年泛黄的旧报底下，赫然出现立匾者的名字。洪涛明白，那个年代与其窝藏蒋氏“御笔”招致厄运，不如淹没“纡青拖紫”求得太平。
此匾是1933年当时兼任“中央政治大学”校长的蒋介石，为名叫刘炳中的优等毕业生所立。据洪涛分析，解放后刘家后人也许担忧这块匾惹祸，于是把它改锯成有户枢的构件(见该图匾额左方门轴状)用于厨房门，并反复糊上报纸掩人耳目。
在馆内，还有一方极其珍贵的“红军家祠”匾，常吸引众多观众的目光。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山，在1930年担任苏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署名曾修生)时，为奖给红军家属邱六斤所题的匾。洪涛披露，这是目前存世的稀有独本，就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都没有这样的文物。如按等级评估，它完全称得上国家一级文物。后来曾山家人看见这件凝聚父辈革命情节的珍贵遗物很兴奋，对继续由洪涛保存深表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