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将《金瓶梅》搬上舞台引发多少争议，有一点确定无疑：“金瓶梅”三个字在数百年间总能勾起人们的兴趣。这本明代“奇书”，一面因其艺术价值备受推崇，一面屡屡遭禁，至今，人们都无法完全开放地去谈论它。
其中潘金莲是一个最为人所熟知的人物形象。三百多年来，她就像一条打不死的美女蛇，她的身影摇曳在不同时代的观众眼前，屡遭打压，又屡次复活。几乎关于她的每一个话题，都带有争议性。
11月17日，取材于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的新编广东汉剧《金莲》在黄花岗剧院上演。据悉，在即将举办的“梅花迎新”戏剧盛会上，《金莲》将再次与广大观众见面。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不久前，芭蕾舞剧《金瓶梅》，作为一次实验性的艺术探索，也同样引人注目。在香港的演出大获成功，在上海则被搁浅；一叫好，一搁浅，都各有其原因。
“追求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金瓶梅》的价值所在，”在汉剧《金莲》导演王向明看来，《金瓶梅》的思想价值直接来源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市民社会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高度发达的世俗化生活呼吁着人性与欲望的解放。”
“暗度陈仓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一大特点”，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董上德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把“美女蛇打不死”的现象成因归结为“作注”的传统，“借助家喻户晓的故事和人物，表达自己的观点”，潘金莲在每一个时代都会被重新诠释，并向舞台之下“提出当时社会伦理关系的新命题”。
1
潘金莲，“人性”还是“性”的化身？
即使没读过这部小说的大多数中国人也知道，《金瓶梅》通过大量对性的赤裸裸描写来刻画人物，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特殊地位，却在历代被称为“奇书”的同时，被列为“禁书”。
自明代成书以来，这部作品不仅从未间断被私下传阅、手抄，对它的改编和再创作也一直没有停息过。从清代传统戏曲《打饼调叔》、《挑帘裁衣》、《灵堂杀嫂》到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三级片，潘金莲都是其中的主角，俨然艳色情欲题材的代言人。
《金莲》剧本的作者、国家一级编剧隆学义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故事的戏剧性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她“本身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既有黑暗的一面，也有人性的一面”。
潘金莲“黑暗的一面”已成为数百年来的文化负面符号。施耐庵在《水浒传》奠定了潘金莲的形象基础，经过明代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的丰富与渲染，潘金莲在道德人伦上一直背负着毒妇、荡妇之名。今年8月，司法部司法行政学院副教授张海峡以“潘金莲”评价留学法国的中国女学生，就曾引发极大争议。
然而，在刚落下帷幕的广东省艺术节上，广东汉剧《金莲》则体现出另一种解读视角。从民国初年的“文明戏”、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粤剧、京剧到上世纪80年代戏剧界的“潘金莲风潮”，戏剧舞台上的潘金莲，更多地被文艺界从“人性的一面”出发，视为“女性解放”的代表和先驱。
“表现的是人性，而不是性。”2011年9月上演的芭蕾舞剧《金瓶梅》导演王媛媛这样认为。
2
20年代，欧阳予倩颠覆《金瓶梅》
戏剧大师欧阳予倩是《金瓶梅》戏剧史上第一个异数。“今天依然承接着欧阳予倩的思路。”董上德指出。
在欧阳予倩之前，传统戏曲一直有把潘金莲搬上舞台的实践，如《打饼调叔》、《挑帘裁衣》、《灵堂杀嫂》等等，现存篇幅较短的弹词、子弟书和俗曲超过二十多部，但它们无一不是站在传统的男性立场上，对潘金莲进行丑化和谴责。
而被时人誉为“北梅(梅兰芳)南欧”的欧阳予倩却要为潘金莲“翻案”。据著名报人、小说家包天笑回忆，欧阳予倩同情潘金莲，为此，还与包辩论一场，称“她嫁了像武大这样一个人，而忽遇到英俊的武松，当然要移情别恋，大有可原之处”。有学者考证，欧阳予倩早期的《潘金莲》，出现在1913年到1915年间，早于影响巨大的新文学运动，形式既有话剧，也有京戏。
1927年，京剧《潘金莲》公演，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作品，左翼人士评论称，其“替残酷深重的封建压迫下的女性吐了第一口冤气”。
事实上，《潘金莲》还不止一次被演出过。当时戏院老板为了招徕观众，常常更换戏名，多次演出。新编《潘金莲》更被改为其他剧种。粤剧风行上海的20年代，上海永安公司就曾排演过《潘金莲》。
民国初年，古老中国在半推半就间继续迈出近代化的步伐，从社会伦常到戏剧，都面临革新。20年代，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如火如荼地上演。主人公娜拉对婚恋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极大地鼓动了公众。
早年留学日本、参演过《黑奴吁天录》等充满现代精神话剧的欧阳予倩，回国后开始为女性命运写剧。“五四”后，欧阳予倩在早期演出基础上进行改编，对《金瓶梅》进行系统性颠覆。
欧阳予倩借潘金莲之口，向男权社会发难：“本来，一个男人要磨折一个女人，许多男人都来帮忙；乖乖儿让男人磨折死的，才都是贞洁烈女。受磨折不死的，就是淫妇，不愿意受男人磨折的女人就是罪人。”
在欧阳予倩的舞台上，潘金莲充满强烈的现代“自我”意识，大胆地说出女性对情感的追求：“他不爱我，我爱他，那只能由得我。”这番台词，即便放到今天的电视剧里，也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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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总理叫停《潘金莲》
欧阳予倩没有想到，正是这部“反封建”的作品令他的晚年惶惶不安。
建国后，欧阳予倩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当时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老编剧梁秉堃(曾为曹禺秘书)，后来在《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一书中回忆，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前的17年当中，北京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唯一一部点名停掉的戏，就是《潘金莲》。
1961年4月，周总理去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当时正在上演的《潘金莲》。据亲历者回忆，戏毕，周恩来一反常态，既没有上舞台看望演员，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便离开了。过了两天，周恩来、邓颖超又来看戏，并且和田汉、欧阳予倩、齐燕铭、阳翰笙等人进行内部座谈。
在座谈会上，周总理点名《潘金莲》“会在青年一代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原因在于“潘金莲求解放的道路没找对”。接着他以牺牲生命以抗争的“茶花女”作对比，指出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这个人物在《水浒传》里就是那么写的，老百姓对她的看法也就是那样，现在企图在这个戏里给她翻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看不宜于这样做”。
年逾70的欧阳予倩立刻接上话：“说得很对。这个戏在1925年写了以后，就没有想到还要保留它，更没有想到还会有人再演它。今天回头再看这个戏，觉得在原有的底子上不宜再做修改，由我来重新写点别的东西吧。”
不久，北京市文联组织了《潘金莲》的演出，并准备请导演、演员和其他人写批评的文章。这件事传到欧阳予倩那里，老人很紧张。周总理知道以后，立即指示把这种活动全部停下来，并派秘书将他的意见登门转告欧阳予倩，“一不要做检讨，二不许见报批评，三不要再开会。这件事到此结束了”。从叫停演出到制止批评活动，周恩来对欧阳予倩的保护之心是显然的。
欧阳予倩在次年的9月21日病逝。而他对《潘金莲》是钟爱的，翻开他的选集，在里面他特意收录了这一剧。
4
80年代，魏明伦的“穿越剧”掀起“潘金莲风潮”
1985年10月10日的夜晚，对于剧作家魏明伦来说，终生难忘。他的荒诞川剧《潘金莲———一个女人的沉沦史》首次公演，正是这出“穿越剧”让潘金莲再次声名鹊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