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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基因”：进化的动力？
特有的“精神病基因”是人类进化的优势吗？考古学的细节和基因学的证据为此掀开了真相的一角
文/孟超
精神分裂，这个词在大部分语境中总是显得怵目惊心，与它相关的个人或家族只会带着这个隐秘的烙印默不作声，直到好奇者揭开他们的伤痛，引发大众的唏嘘感叹。但是英国科技作家凯特·莱文纽斯却不惜曝光自己的家族史，只为给沉闷的进化史做出“疯狂的”注解。她糅合精神疾病的致病基因与考古学证据，认为正是因为这些“精神异类”的存在，才使人类在进化中取得创造性先机，战胜其他灵长类动物，成为独一无二的“人”。
莱文纽斯的父亲能听到来自脑海深处的声音：其中一位名叫“提多”，喜欢插话爆粗口；另一位是“嗜血怪兽”，会咆哮并怂恿他做一些超越常规的事。在她父亲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光里，这些声音萦绕不去，迫使他偏离生活正轨。父亲的经历令莱文纽斯深深体会到精神病的摧毁性与羞辱性，但也开启了她对精神病的研究。
据粗略统计，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每25人就有1人受到严重精神疾病的困扰，一些常见的病症如精神分裂症、躁郁症，以及如今发病率不断上升的自闭症，很大程度上是来自遗传。理论上，如果这些疾病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就应该被自然选择所淘汰，但事实上它们从未消失。
其中的缘由，一些学者认为是这些“疯狂基因”有时会表现出非凡的天赋，就像俗话所说的——疯子与天才往往只差一步。莱文纽斯引用英国约克大学考古学家佩妮·斯派金思的观点：精神疾病之所以长久存在，就因为它们对人类的进化做出了贡献。远古人类之所以能成功地生存下来，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可以容忍群体中的“异类”。
遗传学上的最新发现也印证了斯派金思的理论：一些携带精神疾病的遗传因子曾在人类社会兴旺时广泛蔓延，并可能给予了人类祖先以其他古人种所没有的益处。而这个新发现也在提醒着身处现代社会的大众：我们对莱文纽斯父亲这样的人的重视还远远不够。根据斯派金思的理论，人类对精神病遗传因子的容忍，让大脑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一举措成为早期技术革命的导火索。
“疯狂”的遗痕
当然，不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带有自闭症特征人群的出现就不能发明那些技术，只是这样的创造性更可能来源于一些具有制度化思维、精于发现细微差别的人。
在技术革命的同时，还发生了工艺创作上的浪潮。这些创作痕迹可以从远古珠贝项链以及在骨头和赭石上的装饰中看出。在约3万5千年前，现代人开始在洞穴中创作栩栩如生的动物和人物画。一些学者，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汉弗瑞认为，这些工艺以及壁画与那些“学者型自闭症患者”的作品极其相似。
同时期出现的宗教和神学上的证据也随之浮现。一些由巫师(萨满)创作的具有隐喻性、梦境般的壁画给社会带来重要影响。斯派金思表示，这些巫师常常是不平凡的、极具创造力的一类人，甚至可以时常“灵魂出窍”。就像戴维·怀特里在《壁画与人类灵魂》一书中所说的：“用现代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来看，我觉得可以说大部分萨满都有情绪失调迹象，或者说是躁郁症患者。”
犹他大学的人类学家亨利·哈泼丁认为，斯派金思的说法在表面上说是可取的，标准化的工具诞生以及一些艺术创作的细节的确掀开了真相的一角，但是那些受困于精神疾病的人真的能赢得“适者生存”的游戏吗？那些“躁郁症”患者或许有能力团结族人，但是他们首先得养活自己，繁育后代。而从现代社会的情况看，精神分裂症患者遭遇到极大的适应性障碍。
的确，考古学证据是间接的，但遗传学研究已经开始将这些理论拿到了台面上。在去年对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测序结果表明，他们的基因结构99.8%与现代人相同。而哈佛医学院的戴维·里奇等人研究发现，在几点关键性的不同上——AUTS2，CADPS2以及NG3——都与精神疾病有关。基因AUTS2和CADPS2与自闭症相关，而基因NG3则与精神分裂症有密切联系。
虽然还不清楚现代人是否比其他人种携带更多的精神类疾病基因，但就目前所知，遗传性精神障碍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是十分罕见的。5-羟色胺转运蛋白SERT普遍被认为与多种遗传性精神疾病有关，携带SERT的基因有长、短两种形态。德国伍兹堡大学克劳斯-彼得·勒奇和他的同伴研究了12种携带这种基因的灵长类动物，并发现短/短类型只出现在人类以及恒河猴身上。勒奇说，携带短型基因使得人类与恒河猴暴露在情绪失调症的危机中，但这种现象并没有在其他的动物身上发现。
双刃剑
但是这种“缺陷”基因却也有它的益处。在高压环境下，短型基因往往容易导致情绪低落。但在正常的环境中，拥有这种基因类型的人则更容易获得成功。其中一个证据就是，人类与恒河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遍布世界各地，而不像其他的灵长类只能在某个固定区域内旺盛发展。人类和恒河猴适应新挑战、新环境的能力很可能得益于“短款”SERT基因。
这种适应性在过去的10万年中可能十分重要，因为这正是我们的祖先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时期。有证据显示，在这个时期，SERT基因也在飞速地进化。此外，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另一种与精神障碍相关的基因也显著增加。这就是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有关的基因——DRD4-7R。
DRD4-7R基因在某些人群中分布十分广泛，如亚马逊河下游的印第安部落中，80%的人携带着这种貌似对他们有益的基因。勒奇表示，过去这些基因表现出来的特征在一些社会群体十分被看重。如在游牧民族中，与ADHD相似的特征就十分普遍。
就像SERT一样，DRD4-7R基因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双方面的。有学者把它们称之为“兰花基因”——得到照料就开出娇美花朵；不管它们，适应不良的症状就开始显现。如果斯派金思是对的，那么许多与环境相关的基因都有这种两面性。我们的祖先可能从它们身上得益，而现代社会则趋向于认为这些非凡的头脑是严重的疾病。引用怀特里的说法，在现代，成为异类不是什么好事，社会不断把与众不同归结为病态表现，使他们丧失了潜在发展优势。
与其直接排斥这些异类，我们是否应该更珍惜他们的潜在能力？如果这些人的特殊能力促进了人类的发展进程，那么在未来几千年里我们可能仍需要他们不平凡的想法。
在遗传选择技术发展的推动下，我们可能很快就可以通过甄选胚胎的基因构成，来消除可能导致精神分裂或自闭症这类疾病的不利因子。但这样会不会是一种倒退呢？
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主任西蒙·巴隆-科恩觉得很有可能。不仅因为这是一种消极的优生学，而且还可能剥夺人性的一些重要作用。杜克大学法政学院生物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库克-迪肯认为，如果因为外界判断而开始进行基因选择，长远地看，这可能会失去一些对我们的文化有益的东西。不过虽说如此，我们也不能无视在这些极端病症折磨下苦痛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