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在上海市钱学森图书馆第二展厅，参观者络绎不绝。杜欣摄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晚年多次谈到的思虑。
12月11日是这位杰出的科学家诞辰100周年。当我们回首老一代科学家创造的辉煌，这个问题又一次盘桓在我们面前：为什么？怎样才能？
在钱老自我总结的 人生“两个高潮”中，我们感悟到什么？
在北京师大附中的“钱学森纪念馆”里，写着钱学森的一段话：“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钱学森曾亲笔手书一份珍贵名单，列出了给予他一生深刻影响的17个人的名字，大多是他从小到大求知路上的恩师，北师大附中的老师占到7位。
当年师大附中的景象已不能再现，但我们却能从钱学森回忆的文字里，感受到那是一个如何让少年的生命蓬勃生长的地方。
“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我们的美术老师高希舜（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画大师），教画西洋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后来我画得很不错。”
“国文老师董鲁安教我们读鲁迅的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我对用文言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
“我们的音乐老师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音乐，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在这里所受的教育终身影响着钱学森。他说过：“6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这是一种什么作用呢？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父亲曾经多次谈到，一个具有创新品格的人，他的形象思维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要达到一种平衡，不可能一个逻辑思维很强而形象思维很差的人具有创新能力。父亲从小在这两种思维能力上有很好的训练与积累，他28岁做出的第一篇高水平的博士生论文，就是他这两种思维能力多年训练和积累而转化成的一种质的飞跃。”
中科院院士郑哲敏早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时，做过钱学森的学生，他对钱先生杰出的创新思维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回忆，加州理工学院非常自由，学生们爱听什么课听什么课。学校有各种学术讨论会，自由争辩。几个研究生因为喜欢科幻而迷上了火箭，成立了“火箭俱乐部”，钱学森是这个俱乐部最早的5位成员之一。当时火箭还是人类幻想中的东西，而5个小伙子却对火箭研制投入了巨大的心血，还曾发生过几次爆炸事故，由此被人戏称为“自杀俱乐部”。而正是这个民间组织，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研制火箭的小组，本来研究专业为航空的钱学森也是因这个业余兴趣转向了航天研究。
在钱老一贯主张的 “在一个大图片里边研究问题”中，我们读懂了什么？
采访中，不同人的口中，都提到钱学森一个重要的思想。
郑哲敏院士说，当年钱先生对他最有教益的一句话是：“研究任何问题，做任何工作，要看一个大背景，要看在一个大图片里边，你在什么位置。”
原航天部研究员于景元说，钱老有一句名言：“我们要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
钱永刚记得，有一次，父亲在翻看介绍他生平的图书时说：“这些书都是说我这个好那个好、这个行那个行，对人没有启发性。我不是天才。要说说我为什么能取得那些成就，要说说里头的道理和规律性。”我想，父亲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观察和分析问题。
钱学森为什么是一个大科学家？他的“大”大在哪里？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直协助钱学森进行系统控制研究的于景元研究员，对此有深刻感受。他告诉我们，钱老专门为这个研究办了一个类似他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那种风格的“系统学讨论班”，一周一次，内容不仅有理工，还涉猎生物学、哲学、信息学等多个领域。每一次讨论，都会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大家各抒己见，自由争辩。整整6年，每一次讨论钱学森都参加，直到他病卧在床。系统控制的研究就是在这样跨学科、大思维、多碰撞中进行的。
郑哲敏院士理解，钱先生的思维之“大”，乃在他眼里，整个世界是相通的，学科之间是相通的。
1989年，钱学森获得当今世界理工界最高荣誉“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章。人们称他是一个三维科学家，不仅有专业的深度，也有跨学科的广度，还有跨层次的高度。
于景元赞成这个观点。他认为，钱老能把这么多领域打通，因为他在哲学层面上打通了。
从一个大的图片研究问题，从总体上看问题，从哲学的角度把握世界，这样的高度对于今天的学生甚至许多已经成名的科学工作者，还仅仅是在探索，但探索已是一种向往。
探究“钱学森之问”， 我们还要走多远的路？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是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设立的研究钱学森的机构。课题组组长石磊说，我们越研究越感觉钱老是一个巨大丰富的宝藏，越研究越爱这个老头儿了！
石磊记得，有一次她去采访钱老，准备了一系列的提纲。没想到，钱老对这个极力要采访出他
的伟大的提纲不感兴趣，而是讲了另一番话题，如何看待科学，看待未知的世界。
郑哲敏院士谈到，对如何培养创新人才，钱先生除了对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的重视以外，认为大学里重要的一点是“老师要教书”。
郑哲敏说，现在国内大学最大的问题是老师不认真教书。特别是基础课，教授很少讲课，有的学校干脆请退休的老师来对付。而研究生大都成了老师写论文的工具。另外，现在各种光环的“帽子”很多，如“长江计划人选”等，大家都忙着把这些当成了奋斗的目标，而没有时间去想科学的事了。反观钱老，他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教授，得到的都是最好的老师。
在“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编著的《钱学森的航天岁月》一书中，记载了中国航天刚起步时，因为国内学校没有导弹这个专业，一开始曾经根据导弹速度非常快这一特点，选来的毕业生很多是与速度有关的专业。有学火车的、学拖拉机的、学轮船的，还有学长途电话业务的。钱学森亲自给他们授课。能不能听懂钱学森讲课，是当时同学们最担心的问题。没想到，听了钱学森的第一堂课，他们的担心就消失了。当年的学员李文梓回忆，来之前，只听说过“炮弹”，从没听说过“导弹”。没想到，如此尖端的国防科技，钱学森能讲得那么通俗易懂，我们终于知道导弹是什么了。
钱学森不仅自己带头讲课，还请其他相关的专家教授一起上阵参加“导弹扫盲”。对20多位讲课人的每一份讲课大纲，他都要仔细审读，告诉他们哪里是重点，哪里应细讲。他说，一个高深的理论如何让初学者听懂，就看讲课人的水平。水平越高，越能把道理讲得浅显，所谓“深入浅出”。
钱学森不仅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实践在航天领域，更期望为中国的教育打开一片新的天地。中国科技大学，就是钱学森等当年向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提议发起创办的一所带有创新探索性质的大学，钱学森任系主任的近代力学系的办学方案是钱学森按照加州理工学院的模式设计的。他不止一次回忆过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求学的经历，学校里创新的氛围让他记忆深刻。用他的话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他感慨：“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
郑哲敏院士直言，钱先生忧虑的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我们的教育体制。现在的老师都在为SCI、EI（国际发表论文检索机构）而奋斗，达不到指标，工资、职称就没了。再往上，就为院士而奋斗了。当荣誉成为追逐的目标，那意味着什么？
身为院士的钱学森，在他91岁高龄写信给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陈述自己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已参加不了中科院的活动，请求辞去院士头衔。尽管中科院没能满足钱学森的请求，但他的举动令人敬重，也给我们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大大的问号。
钱永刚在父亲诞辰百年之际，说得最动感情的一句话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大财富是怎么对待名和利，怎样对待钱和权。”（据新华社）
“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我们的美术老师高希舜（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画大师），教画西洋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后来我画得很不错。”
“国文老师董鲁安教我们读鲁迅的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我对用文言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
“我们的音乐老师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音乐，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钱学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