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为“文学谋”，还是为“稻粱谋”？究竟是“聘大师”，还是“傍大款”？近日，王蒙受聘武汉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再次激起大学与名人关系问题的讨论。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蒙就提出“作家学者化”这一理念。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走进大学，成为人师。清华大学的格非、同济大学的马原、北京语言大学的梁晓声、复旦大学的王安忆、人民大学的刘震云……
即便在国外，作家与大学，也有不解之缘。福克纳曾担任弗吉尼亚大学驻校作家并讲学，索尔·贝娄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大学。这些都是文学的佳话。对于作家，在大学任教，能够把自己的艺术经验、艺术理念进行进一步的归纳与总结，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实现提升。这样的“理论体验”，是促成作家精神成长、灵感迸发的重要内容。文学史证明，伟大的作品无一不浸透伟大作家关于世界、关于文学的独特而深刻的看法。
另一方面，大学的文学院或相关专业，虽然不一定以培养作家为目标，但即便是文学研究，也需要与创作实践接轨。如果能亲聆作家坦陈创作思路、文学理念等“背后的故事”，对于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涵养更丰富、也更全面的理论思考，同样大有裨益。
实际上，不仅是作家，其他一些领域的专业人士，也经常受聘于高校的相关专业，授课、讲学甚至担任行政职务，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吴建民曾任外交学院院长，著名记者范敬宜也以古稀之龄受聘清华大学担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无论是作家、记者还是外交官，这些专业人士在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思考，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各行业的优秀人物，代表着一个时代思想的深度、表达的锐度、前行的力度；而合格的大学，当然应该是传播先进文化、提高人类智识的场所。这不正可谓相得益彰吗？
更何况，无论是对文明传统的赓续，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还是对个人品质的完善，大学都可谓是“让年轻的灵魂在伟大的领域激荡的场所”。一百多年前出版的《大学的理想》中写道：“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这样的思想与诗心，不正需要经历丰富生命体验、具备强大思维能力、拥有健全完整人格者的激荡吗？
作家受聘于大学与大学里产生作家一样，无论中外，都“由来已久”。但是，近年来包括作家在内的专业人士、社会名流受聘大学教职，往往引起争议。他们有资格做大学教授或领导吗？他们通过什么程序走进校园？而对于大学，舆论的担忧则指向“大学精神”。这是教学研究所需还是追求名人效应？名人如何与大学的精神气质契合？更重要的是，这是否是学术权力和社会影响的“媾和”：大学是否只是想借用名人的名气，增加搞关系、拉赞助、要资金的筹码？而名人是否也只是利用大学牌子为自己贴金，在名气消散之后继续博取社会资源？
这样的争议背后，是一种社会焦虑的表达。在一个信任裂痕亟待弥合的社会，在一个公众权利意识高涨的时代，这样的焦虑、质疑，可以理解。大学是公共资源，名人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难逃舆论的法眼，都难免公众的监督。也正因此，作为时代的文化堡垒、思想渊薮，作为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标志人物，大学和名人的相互激荡，同样需要注重社会的效应。比如，可以不定期公布作家名流在校内授课的情况，可以完善教职员聘用的标准和程序。这些虽然不是“强制内容”，但是设置规范，进行监督，显然有利于达成公众认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是“大学聘名人”走向多赢的关键。
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作家茨威格形容历史人物，“如星星般闪耀，照亮人类文明的天空”。优秀的作家，是我们时代天幕中的群星；而一流的大学，正可以成为串起这群星的星座。大学与优秀的作家、学者以及更多能成为智识标志的杰出人士，理应交相辉映，共同书写文明薪火相传的谱系。(张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