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化中心转移说”:西方文化将让位东方

　　季羡林的“世界文化中心转移说”

　　作者：王秉钦

　　季羡林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外国文学家和东方学大师。他通晓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和德、法、英、俄、拉丁语、阿拉伯语等多种现代语言；他在中印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唐史等诸多学术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出版的英文、德文、梵文的译著近四百万字。曾获得印度政府的隆重嘉奖，1999年印度国家研究院授予季羡林名誉院士，2006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季羡林先生在晚年，住在医院里仍一直关注和研究东西文化中心的转移问题，他自言：到了耄耋之年，忽发少年狂，一系列引人关注的怪论、奇思问世。在季先生的这些怪论奇思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即“文化中心转移论”。

　　他写道：“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其理由是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清如水，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

　　西方人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他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必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不是‘消灭’，而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可见分晓。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事实上，东方文化的优势，早已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关注。西方向东方学习，古已有之，不过，于今为烈。随着西方社会走向后工业化时代，西方思潮中形成了一股向东方文化学习的潜流。比如20世纪初的费诺罗萨(Fenollosa)和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文字和古典文学的兴趣就是最好的例子。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支向东方文明寻找生机的学派在20世纪以前已经出现，在20世纪中发展成为西方文化中一支颇有影响的亚文化。从道家、儒家、印度佛教近年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来讲，就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是如何将东方文化作为一种良药来疏浚西方文化血管中物质沉淀的阻塞。

　　今天，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的融合已经开始。但是，怎样融合？在思想界分歧很大，大多数学者认为，东西文化需要对等融合，不分高下，不分主次，像酒和水融合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起平坐，不分彼此。李慎之教授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季羡林先生的观点却完全不同，他说：“这样的融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倒不是因为我们要争一口气。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他一再强调说：“我理解的东西文化融合与慎之理解的大相径庭。我理解的不是对等的融合，而是两个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为主的融合，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吧。”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论点引起了思想界的极大关注。我们希冀大师的预言必将变成现实！

　　说到翻译，中国现代翻译研究也必将随着世界文化中心的转移，不再单纯追求分析的道路，比如翻译的语言学派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以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语言形式的转换：如语态转换、词性转换等等词对词、句对句的机械化的研究方法，而去寻求整体的综合的东方文化之路，迎接中国翻译界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