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史学观
作者：周励恒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的史学修养很高。梁启超曾说：“孙逸仙他虽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锐敏”。这是对他历史见识的称赞。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也说：“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宣传革命的伟大贡献中，就包含他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精辟论述。”孙中山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对史学的重视，发人深思；他关于史学的诸多论述，至今仍具有宝贵的价值。
孙中山自幼受到良好的经、史教育，青年时期虽然以医学为专业，但历史书籍一直是他用功阅读的。他的同学何允文回忆道：“总理在博济习医时，宿舍中藏有自置之廿四史全部。同学每嘲笑其迂腐及虚伪，以为其购置此书不是攻读，只供陈设之用而已。一日，我抽其一本，问以内容，不料总理应付如流，果真每本都读过。”据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统计，仅1918年至1924年这段时间内，孙中山所藏历史类图书就达116种。他的题词、论著、书信乃至演说中所表现出的深厚的文史功底，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孙中山认为，从事社会革命，进行社会改革，必须懂得历史。他说：“鉴前事之得失，示来者之惩戒。”“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他的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幼年时听太平天国的故事有直接的关系。他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谈话时说：“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1902年，孙中山希望刘成禺研究和著述太平天国史，并说：“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1904年刘成禺写成《太平天国战史》一书，孙中山为之作序。他站在反满革命的立场上，将“逆”改为“反满英雄”，为洪秀全等人翻了案。孙中山在称赞太平天国民族革命思想的同时，对其皇权意识及危害则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太平天国失败的“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门来自相残杀”。并告诫道：“从前太平天国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唯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李大钊精到地评论说，孙中山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
孙中山通过总结中国历史，深刻阐明了国家统一的悠久传统，他说：“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统属于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时候，各省也很统一。再推到元朝时候，不但是统一中国的版图，且几乎统一欧、亚两洲。”“更向上推到唐朝、汉朝，中国的各省没有不是统一的，由此便知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他坚定地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
正是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孙中山对历史教育和历史编纂极其重视。
首先，他对中国悠久的史学之历史有独到见解。他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得多，“有人类遗迹凭据的石头”已存在二百万年。而文字产生后，才有严格意义的历史记载出现。“历史是用文字记载来的，所以人类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后才有历史。有文字的历史，在中国至今不过五六千年”。历史记载最早是由史官承担的。他说：“自唐虞赓歌飏拜以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孙中山还强调史官据事直书和修史机关独立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历代编纂国史之机关，均系独立，不受他机关之干涉，所以示好恶之公，昭是非之正，使秉笔者据事直书。”
其次，他重视设馆修史工作。1912年民国成立甫始，孙中山即批转胡汉民请设国史院的呈文，同意尽快建立国史院，并提出指导性意见。1916年，他向黎元洪推荐章太炎出任国史馆馆长，说“民国既设国史，以求实录”；“以文所见，则章君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为事择人，窃为最当”。
第三，在公务员选拔考试中，把历史学及与历史学有关的内容看得非常重要。如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革命根据地颁布《考试院组织条例》，规定在文官选拔中，史学科须考的内容：史学原理、地理学、史学研究法、社会学、史学史、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言语学、人类学及人种学等。从考试范围来看，其中既有历史基础知识又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既有历史学内部的重要门类，又有与历史学有紧密联系的学科。可见，要求是相当高的。
第四，主张编纂史书，要坚持“信史”原则。1904年，孙中山在为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所写的序中，就提出了“用昭信史”的著史原则。1912年，他在批转胡汉民请设国史院呈文时，又强调撰写中华民国开国“信史”的重要性：“民国开创，为神州空前之伟业，不由信史，何以焜耀宇内，昭示方来。”1917年孙中山为赵公壁《同盟演史》撰序，赞扬作者“以俳体写当时信史”，认为信史的意义在于“可以劝于今而信于来”。1919年，他复函《国史前编》主编蔡元培、张相文，再次强调“信史”的编纂要求。他说，编纂国史“关系至重，亦不宜仓卒速成。要须经以岁月，几经审慎，是非昭然，事实不谬，乃足垂诸久远，成为信史耳”。只有这样的历史著述，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流传久远。
第五，关于史料广搜博采的原则。史料是编撰历史的基础。史料缺乏，就谈不上信史。对于史料，孙中山主张广搜博采。刘成禺研究太平天国史时，他建议刘氏“搜罗逸文”，并“参考英、日各书，中国野史及官书”，以弥补文献资料不足的缺憾。他重视采用海外资料，如他指示刘成禺，以英人伶俐的《太平天国》两大册和日人曾根虎俊的《满清纪事》“为基本”，撰《太平天国战史》，因为两书“多目击之”，可信度较高。1919年他建议修撰《国史前编》要注意运用海外资料：“至其详细，当从海外各地再行收集材料，乃可呈采。”此外，他认为“家乘”也是重要的史料，因为封建时代所修官史中没有民史的内容，“若里居、生殁、婚异，凡为群之众，非家乘一无所稽焉”；关于百姓社会生活方面的记载，“家乘所详，视官史且信”。因此，他认为，家史可以补国史之阙。
孙中山虽非专业史学家，但他关于历史学的这些建议都是非常精辟的。
孙中山的远见卓识，与他善于汲取历史智慧、重视历史学作用的史学观，是密不可分的。应该说，他的史学观，也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