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作者：吴志菲
浙江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著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1963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有“敦煌的女儿”之美誉。
中华文化五千年，人文智慧耀东方。有“敦煌的女儿”之美誉、为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付出毕生精力的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近日被评选为“2011中华文化人物”。
“中华文化人物”评奖活动自2009年12月正式启动，是中国首个专门针对全球华人文化领域的人物评选，每年举办一次。“2011中华文化人物”活动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凤凰卫视主办，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华侨城集团公司协办，深圳东部华侨城有限公司承办。2011年12月14日在深圳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2011年一整年，有关敦煌的展览和讲座在上海、深圳等多个城市举办。73岁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早过了隐退的年纪，却依然扛着敦煌保护的大旗，奔走南北。她的名字已经和敦煌紧紧相连。
樊锦诗与敦煌莫高窟“厮守”将近50个年头，不离不弃。对这位把青春交给大漠戈壁、把敦煌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敦煌的女儿”来说，敦煌就是家，割不断、离不开的家！她那斑白的头发似乎在向我们讲述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传奇。以身相许敦煌的樊锦诗说：“我做梦，都会梦见敦煌；醒过来，还是敦煌。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
钟情“墙壁上的博物馆”
樊锦诗从大学毕业至今，已经在敦煌这个古远而神奇的地方度过了近50个春秋。樊锦诗说她喜欢晚上出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晚的莫高窟像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现在对我来说，这还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算是小康之家”。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她，从小体弱多病，出生不久就患有小儿麻痹症，这种疾病导致她的腿脚不如常人那么灵便。“父亲是个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父亲对艺术的喜爱也感染了我。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很腼腆。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
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石窟艺术”课是樊锦诗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大学里，樊锦诗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热烈地向往着敦煌的神秘宝藏。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站在莫高窟前，她立刻被深深打动，全然忘记了身外的茫茫的荒漠，忘记了用马厩改建的简陋宿舍，忘记了苦涩、令人腹泻的饮用河水。“一见钟情”的她钻进冰凉孤寂的莫高窟，感觉就像钻进了另一座故宫博物院，觉得新鲜而充满了乐趣。从此她专心致志地投入学术调研活动中，全身心地潜入这座人类文化艺术的宝库中。终于有一天，她因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而出现了全身浮肿，晕倒在洞窟里……
樊锦诗说：“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研究所去学校协商要人，我们4个实习生全要。学校当时只答应给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当娇小体弱的樊锦诗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莫高窟前时，研究所的人们都感到意外和惊喜。自此，这个生长在上海、就读于北京的城市姑娘，全身心地投入到她梦中寻找的地方——敦煌，在大漠深处开始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还有一个因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被誉为“敦煌艺术保护神”的常书鸿来到饱受创伤的敦煌莫高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进行清理和保护。“当时《人民文学》有一篇作品，叫《祁连山下》，写的就是常书鸿。我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他留学法国，喝的洋墨水，居然把教授放弃了，大城市生活放弃了，去保护这么一份遗产。”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之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交通很不便利，樊锦诗清晰地记得，当初他们从敦煌到莫高窟时，在敦煌东大桥花了好大工夫才拦截到一辆过路车。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
樊锦诗来到所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3年后草稿刚刚完成，“文革”的狂风恶浪就扑面而来，研究工作被迫搁浅。这时，樊锦诗的心灵受到极大震荡，自己崇敬的常书鸿被打翻在地，整日跪在地上端食喂猪……自己则每日顶着烈日风沙，被迫参加那些无休止的开会、劳动、大批判。于是，她开始厌倦敦煌。恰在此时，她当工程师的父亲被迫害致死。她想离开敦煌，但整个“文革”期间不可能谈调动的事情。
“文革”以后，岁月倏忽，人已中年。“十几年磨合，我早已习惯了大西北，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护石窟当成一份终生的事业。”
“嫁”给洞窟
就像一个纯情少女不肯割舍自己初恋的情人一样，当樊锦诗选择了敦煌这个意中的“情人”后，就再也不愿割舍“他”了。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在学校谈的恋爱。彭金章的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在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于是志趣相同、情笃意深的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
樊锦诗说，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3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而樊锦诗心里在打鼓，她已经跟莫高窟有感情了，难言离开。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合。自此，天各一方的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1968年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临产前3天，樊锦诗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婴儿用品，彭金章的母亲从河北农村也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可是，樊锦诗却因为忙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未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间隙回去喂点吃的。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手、满脸、满身都是，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7个月，可每次走近家门听不到小宝贝的哭声，她的心就会揪起来：“孩子会不会被绳子勒死？”
1973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二儿子出生后彭金章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顾。一次，樊锦诗去接5岁的儿子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当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这时，彭金章的大姐说：“你没见你儿？”于是，樊锦诗便猜到了是刚才旁边那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大姐笑着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说自己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
当年，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敦煌。她说：“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是四处，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老家，要么跟着父亲或者母亲。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我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对于敦煌，时间久了，越发觉得有意思，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难以割舍。”每次探亲，樊锦诗都记得儿子会期待地问：“妈妈，这回能呆多久？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呀？”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
“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3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3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1977年，樊锦诗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自此，一个全新的任务摆在她面前，即如何从一个考古业务人员转变为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行业能手。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最终“投降”了。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这一年，樊锦诗48岁。“应该说是我丈夫下的决心。他一直希望我到大城市去，起码是为了孩子，受教育也是去大城市好，但是他可能也看出来了，我黏黏糊糊不想走，因为我实在喜欢这里。”还是丈夫做出了“牺牲”，从湖光山色俱全的武汉大学调到了罗布泊边缘的敦煌石窟，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
彭金章到了敦煌后，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重拾的是跟自己原来完全没有关系的考古方向，樊锦诗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个痰是黑的……”就是这样，8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彭金章笑言自己“当时就像一个民工头”！正是这种执著，让他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石窟令她牵肠挂肚
20世纪80年代初，古老的敦煌也终于盼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
敦煌像一块磁铁，吸引着这位执著追求的无私奉献者。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论文，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她还与人合作撰写《莫高窟290窟佛传内容考释》，运用图像学方法，考证了莫高窟290窟窟顶佛传故事题材和内容，纠正了以往对该壁画的错误定名；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灿若星河的敦煌艺术让她如痴如醉。
1998年，整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到我身上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
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
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相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1979年，敦煌正式对外开放，这座以精美壁画和彩塑享誉世界的“东方艺术宝库”，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1984年游客突破10万人次，1998年突破20万人次，2001年突破30万人次，2004年突破40万人次，2006年突破50万人次……
神秘的莫高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使莫高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文物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敦煌研究院曾作过统计，每年从5月份到10月份，莫高窟每天的游客平均保持在5000人次上下。而科学的测算结果表明，合理的游客承载量应该是每天2900多人。樊锦诗掐着指头算起账来：即使一天有2000名游客、25人一批，每个洞窟就要接纳80批游客，每批游客在洞窟中呆8分钟，一个洞窟每天的开放时间就是8小时。“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我们的试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
樊锦诗积极探索旅游人数大量增加与石窟保护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得到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目前，提案的各项建设得到实施。
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专门从事研发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的部门。在樊锦诗眼里，任何文物都在逐渐退化，何况有1000多年历史的石窟、壁画。“敦煌有那么多洞窟、塑像、壁画等珍贵文物，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信息固定保存下来。‘数字敦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谓“数字敦煌”，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遗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莫高窟在一天天变老，100年前人们看到的莫高窟和现在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工作也可以说是‘与大自然赛跑’。这不但可以永久地记录下敦煌，而且通过先进技术打造的游客中心，我们将有可能吸引游客更多地停留在洞外参观，观赏效果却更好。这样既减少了洞窟的压力，也达到了保护洞窟、传承文明的目的。”
“十大女杰”的薪火相传
樊锦诗说，现在有些“历史文化名城”，没了“历史”，没了“文化”，没了“名”，只剩下个“城”了，而且“城”跟“城”长得越来越像了。目前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一个大的误区，就是让太多现代的东西，比如现代建筑、商店等挤进来，破坏了遗产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敦煌莫高窟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专业，附属设施远离石窟景区。
樊锦诗说：“文物的保护不是一时之事，为了使文物得到长久有效地保护，使之能完整地、真实地留存后世，我们敦煌研究院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也极力促使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起来，这为莫高窟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规范了莫高窟的保护、利用、管理等各项工作。比如，我们清点、迁移了保护区内的现代建筑，及时制止了一些在保护区范围内架电线杆子、引水等危害遗产环境保护的事件。”
石窟、壁画比较脆弱。“按照自然规律，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衰亡。特别是自元代以来的几百年，敦煌石窟就处于没人管理的状态，各种人为的损坏、自然的损坏，使石窟得了不少‘病’。我们有一支专门的科研保护队伍，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能够做到的只是让石窟艺术延年益寿。”樊锦诗说，最关键是做好日常工作，预防在先。“我们在莫高窟崖顶、窟前设立了3个全自动气象站，对区域环境中的温度、湿度、风速、日照、降雨量等环境要素连续监测，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基础环境数据。而且每个洞里也都有监测系统，洞里面的情况变化都是以数据说话，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刻采取应对措施。”
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莫高窟受邀在城市足迹馆和甘肃馆布展。成长于上海的樊锦诗很珍惜莫高窟艺术在故乡亮相的机会。经与上海世博局商定，选送1件五代至宋代时期的木雕六臂观音像、4件唐代彩塑和5件唐代写经共计10件珍宝入驻世博会，还复制了3个洞窟。
敦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敦煌的保护离不开国际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先后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曾有人说樊锦诗崇洋媚外，但这个认准了道路绝不回头的老太太，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事实证明，她坚持要走的国际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与世界平等对话成为现实。
说来难以置信：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只知踏踏实实做事的樊锦诗当初发现这个事实也有些吃惊。多少年了，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她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与人争了多少回，可就是没想过要创什么之最。
樊锦诗重视人才，爱惜人才，但她选拔人才有个标准：热爱敦煌，全身心投入。她可以容忍年轻人有毛病，但不能容忍他不爱敦煌。一次，有个博士闹着要调走，樊锦诗一句挽留的话也没说，3天就办好了手续……
对于樊锦诗几十年扎根大漠，倾全力保护、研究与利用敦煌石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家与人民不会忘记，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边陲儿女、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十大女杰(之一)等荣誉称号纷至沓来。面对戈壁黄沙，她无怨无悔；面对各种荣誉、鲜花和掌声，她不骄不躁，平静如水。她说：“我觉得我很平凡。我不能说我真的做好了一件事情，从历史辩证法来看，当时觉得做好的事情，以后未必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只能说，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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