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她说她在西方一直是中情局的“宠物”
“对这个绝望的女人来说,看到约瑟夫似乎意味着人生的新开始。”当年的《时代》杂志曾这样写道。
1984年11月,拉娜回到了莫斯科,这一回,她掉头谴责西方,称自己在西方从未有过一天感到过自由;她一直是中情局的“宠物”;西方媒体报道的她在西方说过的话都是子虚乌有。拉娜和奥尔加获得了前苏联国籍。但没多久,儿子和女儿就开始拒绝见她。拉娜带着奥尔加搬去了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但生活依旧没有改变。
1986年4月,拉娜带着奥尔加回到美国。对于自己在莫斯科说过的那些反西方的话,她一概否认,说那是外界误解了她的意思。
晚年贫困 四处漂泊
回到美国的拉娜,最初住在威斯康星州北部一个没有电的小木屋里。那时,她已经一贫如洗。出书赚来的钱大部分捐给了慈善组织;由于投资不善,她手头相当拮据,开始四处漂泊,瑞士的修道院,伦敦的老人院,美国的养老院,都曾是她的落脚之处。朋友们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她似乎最多只能住两年。
2010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她对记者说,斯大林喜欢她,因为她有和母亲一样的红发和雀斑。她说道:“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非常残忍、非常粗鲁……他爱我,想要我和他在一起,成为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革命者。”她还为父亲辩解道:“当母亲离开我们,父亲就变得无比孤单。我觉得,上世纪30年代末和二战结束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他身在权力之巅却无比孤单的结果。没有人再和他争论了。”
无法原谅父亲对她的残忍
不过,她依然无法原谅父亲对她的残忍。“他毁掉了我的人生,”她说,“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他毁掉了我的人生。” 对她来说,斯大林是一个终生无法摆脱的阴影。“不论我到哪里,”她说,“美国、瑞士、印度、澳大利亚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是父姓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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