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红/文
本期人物
向楚 （1877-1961）
字先乔，一作仙樵，号觙公，巴县人。19岁入东川书院，师从赵熙治学，与同学周善培、江庸并称 “赵门三杰”。辛亥革命后任蜀军政府秘书院院长、四川军政府秘书厅长、四川省政务厅长、代省长、教育厅长等要职。1931年后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被推为国立四川大学代理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大学教授、川西文教厅文物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曾当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所编纂《巴县志》为全国名志，有音韵学、文字学著述多种及《空石居诗存》一卷传世。
与大儒赵熙的师生缘
1877年，向楚出生在重庆巴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家境殷实。向楚幼年时即聪颖好学，19岁考入县学东川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大学者赵熙（字尧生），当时赵熙任荣县县长，兼任东川书院山长。赵熙学识渊博，“诗名满人间”，其书法时称“荣县赵字”，杂糅碑帖之风，浑然自成一家。赵熙还是民国时期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之一，是一个对地方政治文化有影响力的人物。成都市民所熟知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其中碑体一面的字体就是赵熙的书法遗迹，现在此碑仍巍然耸立于成都人民公园的西北角，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向楚为人敦厚聪敏，“于师赵熙跟之最久，随之最近，关心最多，故也为赵熙所最喜爱。”他师从赵熙学习“诗古文辞”，手抄口诵，遍读群经，深得赵熙赏识，与同学周善培、江庸一同被称为“赵门三杰”，美名流传至今。
1899年，赵熙以翰林院编修入京供职，向楚也随恩师到北京受学。1901年，泸州创办经纬学堂，倡办新学，延聘赵熙任监督（即校长），向楚也随同前往担任教习（即教员），在他们教过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的知名人士，如吴玉章、黄复生、谢持、曹笃、陶闿等，均对民主革命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成为一代风云人物。
1902年，向楚乡试中举，这原本是值得读书人欢天喜地的好事，但当时正值乱世，清政府卖国求和，签订了辛丑条约，而皇亲贵族仍然骄奢淫逸，挥金如土，哪管民穷财尽，面对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府，向楚的内心痛苦不堪，而乡人仍以向楚中举为荣，纷纷前来道喜，向楚漠然地说：“国将不国，我得一举人，何足为荣！”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此后，向楚曾多次进京，后来还在清廷任内阁中书，自称做过“七品小京官”。当时老师赵熙也在京城，其间与同乡人刘光第、杨锐交游甚密，“时人目为新党”。而后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赵熙“忧时怀友”，“诗多书愤”。毫无疑问，向楚在学问和思想上都深受赵熙的影响，深感徒言“变法”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他在苦闷中阅读了各种野史和《国粹学报》等反清书报，在思想上与民主革命思潮产生了共鸣，可以说，向楚在京的宦游生涯为他后来走向革命之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向楚与赵熙的师生之情日久弥珍，晚年赵熙隐居家乡荣县，“布衣粗食,与老农为友”，以讲学为生，向楚与恩师仍然时相唱和，发出“世路饱经为客久，师门老觉负恩多”的无限感慨。当赵熙81岁寿辰时，71岁的向楚写诗贺寿：“天为吾徒留此老，儒林文苑鲁林光”，花甲之年的弟子对老师的教诲之恩与爱戴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体现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典师生关系的美好情怀。
书生毕竟是英雄
向楚的革命生涯，与同邑好友杨庶堪（字沧白）关系密切，杨庶堪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是首批入盟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又是重庆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向楚与杨庶堪同为巴县人，据《空石居诗存》记载：“杨沧白与仙乔素交好，1906至1907年间，同任教永宁中学，杨教英文，先生教国文，藉教书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员。”据向楚自述，他参加同盟会是1906年，“得杨庶堪的劝说为多”，他虽然对民主革命的认识还处于启蒙阶段，但基于对密友杨庶堪的信任，认为“他尚不怕，我又何所畏惧。”当年，老师赵熙曾讥讽向楚“趋时”，对向楚的“激进”颇有微词，向楚对此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欧风美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他们有文化，有企图，有“灭人之国”的危险，所以“不得不攘臂奋发，一争生存”。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1906年，同盟会在重庆成立支部，杨庶堪被公推为负责人。这一时期，向楚与杨庶堪在川南永宁中学任教，携手致力于民主革命，把教育界人士和学生作为革命的发展对象，学生中如张颐、杨伯谦、陶子琛、叶麟、曾缄等，皆先后加入同盟会，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永宁成为川南革命之大本营。”1909年，杨庶堪任重庆府中学监督，向楚也随同到该校任教监（即教务长）。1910年，同盟会重庆支部机关就设在重庆府中学校园内，杨庶堪负责全面工作，张培爵负责运输武器，向楚与陶闿负责文字宣传…… 此学堂成了四川同盟会组织武装起义的指挥部，他们积极配合广州起义进行秘密活动，并为四川保路运动出谋划策，全力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11月22日，在同盟会领导下，重庆宣布独立并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任都督，向楚任秘书院院长。军政府创立之际，经费急缺，据向楚撰写的《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中回忆：在军政府成立的前夜，向楚受命“带武器，兵二人，即达到大清银行及濬川源银行进行接收”，向楚命令银行交出重要账簿，银行负责人要求向楚出具正式收据，由于蜀军政府尚未成立，无法给出正式印收，向楚马上从皮包内取出一张印有“向楚”二字的大红名片作为收据，将几十本重要簿据全部带走，向楚就这样从容地把两个官方银行的存款共计270万银元接收了，这笔款项折合人民币应该在8000万元以上，蜀军新政府的一切开支便迎刃而解了。读者不难想象，即使处于风云变幻的年代，这个“递名片，取巨款”的故事也堪称传奇，事隔百年仍不减其精彩，向楚非同一般的胆识也由此可见一斑吧。
“蔚为儒宗”
1917年，孙中山电邀杨庶堪和向楚到广东，任杨庶堪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秘书长，向楚为秘书，在这里，孙中山亲笔书写“蔚为儒宗”四个大字赠予向楚，对他的道德文章给予极高评价。1918年，孙中山任杨庶堪为四川省长，向楚任政务厅长。1924年，应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之邀，向楚出任该校国文部教授兼主任，至此，经历了兵火沧桑的向楚重新回到了教育界，把他的后半生献给了教育和学术。
1927-1931年，向楚任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并一度代理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在此期间，向楚积极支持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事宜，1931年，“三水汇流”，国立四川大学终于正式成立。在国立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向楚主要致力于研究音韵学、训诂学、诗古文辞等，所开课程有：“说文”、音韵学、“尔雅”、八代诗、三唐诗、唐宋散文、桐城派文、文学史等，教学“旁征博引而信手拈来，立论新颖而论据充分，娓娓道来而如数家珍”，正如向楚的高徒黄稚荃所言：“先生之学，既渊且博。邃於文字音韵，通彻群经。诸子中尤深于庄、老、荀三家。道藏、释典、乐律、词曲、书法、画论，无不精研。”学生中有姜亮夫、陶亮生、殷孟伦、杨允奎、罗念生等，后来都成为知名学者，可谓 “春风万桃李，花满故林园”。
向楚在1926年和1936年两度被聘为《巴县志》总纂，由于巴县在前清原设重庆府，民国后废府存县，辛亥革命后曾由向楚所在的蜀军政府直辖，虽然定名为《巴县志》，实际上内容包括了原重庆全部城乡在内，所以这是一部称得上鸿篇巨制的传世之作。《巴县志》从清乾隆时即开始重修县志，但因“时局多变，时做时废，”直到向楚受聘为县志总纂后，多方约集同人，订立采访表目，商议条例，谨慎取舍，“处处以良史笔法行之，”终于成就了这部优秀的地方县志。
《巴县志》是向楚的“心血之作”，至今学者们想要研究川渝地区的风俗历史，向本《巴县志》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向楚的学生们都对先生有一致的认识和评价，认为先生的性情品格“识度洪深，外和易而内狷介”（黄稚荃语），在早期参加革命成功后，“先生执政柄，主坛坫数十年，无一瓦之覆，一陇之植，动机结果，磊落光明。”（陶亮生语）正是这样的秉性与情操，使向楚在政界学界都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和尊重。
1932年，向楚在国立四川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非常事件，向楚再一次表现出了临危不乱、处惊不变的非凡胆识和气魄。
当年，四川军阀混战，24军军长刘文辉、28军军长邓锡侯、29军军长田颂尧，三方军队合驻成都，动辄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巷战，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皇城地处市中心区域，文学院当时仍在皇城内（原国立成都高师旧址）行课，皇城内堆垃圾的煤山是全城的最高点，1932年11月，刘、田二军的争夺战就在皇城内开战，一时皇城校区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文学院的师生迭有伤亡。据《成都掌故》记载，“被围困在皇城内的各学校师生员工，纷纷藏匿砖墙下或床足避弹，几天几夜水米未沾，部分寝室被洗劫一空。”人们都知道军阀是用武力独霸一方的“独裁者”，要和他们打交道是要有胆量的，更何况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个性命攸关、十万火急的难题摆在面前，向楚当仁不让，出面调停。据说当时向楚“急与诸军阀叫电话，呼吁停战半小时，让学生转移避难。”田、刘二人接到这样的电话不胜错愕，但居然也就答应了向楚的要求，于是，刚刚战火纷飞的皇城战场停止了枪火，只见向楚亲自率领300余名师生，徒步穿过硝烟弥漫的皇城校园，迅速撤离，步行到川大理学院所在的南较场避难，“学生有感动而下泪者。”
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混战，向楚能如此指挥若定，有大将之风，赢得川大师生的交口称赞。回想这一番历史场景，有谁不会说这是向楚丰富多彩人生的又一个传奇呢？
1949年冬，成都临近解放，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离校去台湾。据向在淞回忆：“祖父向楚作为一个有爱国心、充满正义感的学者，毅然决然留在祖国大陆，迎接解放。”黄稚荃记述：“川大校务无人负责，于是全校教授会议公推楚代理校长，楚乃独任其难。”可以想见，在政党更替之初，人心难免惶惶，有许多未可预料的事态，但向楚不记个人得失、敢于担当的勇气确实令人敬佩，这也正是向楚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之所在。
向楚从政从教数十年，“无一廛之屋，家人生活，不改寒素。”晚年向楚儒道并修，安于“空石居”的书斋生活，其乐无穷，“斋心坐忘，乃寻常事”。在向楚写给友人的诗中，有“余生兵火沧桑外，老客花城锦水间”的感叹，这大概可以况比他自己的晚年心境吧。
1961年11月，向楚无疾而终，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