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毕飞宇小说《推拿》：黑暗世界的日常书写

　　黑暗世界的日常书写

　　——读毕飞宇小说《推拿》

　　■ 明飞龙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自2008年问世以来，就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且基本上都是称赞，这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界是不多见的现象。因此《推拿》在2011年8月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也似乎是意料之中，评委会这样评价它：“《推拿》将人们引向都市生活的偏僻角落，一群盲人在摸索世界。毕飞宇直面这个时代复杂丰盛的经验，举重若轻地克服认识和表现的难度，在日常人伦的基本状态中呈现人心风俗的经络，诚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他有力地回到小说艺术的根本所在”。《推拿》延续了毕飞宇一贯的写作路径，那就是以细腻绵密的细节描写、内敛饱满的叙事语调、灵动曼妙的艺术手法，展现一种丰沛沉郁的审美内涵。 

　　毕飞宇以群体的盲人形象为叙事对象，这在文学史上是第一次的。小说除了“引言”和“尾声”外，其余各章都用人物的名字作为标题，毕飞宇采用一种屏风式的结构，让王大夫、沙复明、小马、都红、小孔、金嫣、徐泰来等人物一个个出场，这在毕飞宇的创作中是独到的，也是有效的。在一个个人物的出场中，一幅“盲人推拿师群像图”也就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在展开过程中，毕飞宇又设置多种矛盾把相关人物勾连起来，最后在尾声中又把全部人物汇集在一起而收束全篇，小说结束了，“盲人推拿师群像图”也在我们脑海中清晰地立了起来。这是因为毕飞宇把重点放在“生活”而不是“盲人”身上，家庭、股票、房子、恋爱、性爱、结婚以及“沙宗琪推拿中心”里纠结缠绕的世态人情。虽然毕飞宇叙事的对象是那些盲人推拿师，但用力点则在他们那些体现世态人情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敏感、细腻、繁复而又独特的内心感受的叙述，让读者看到他们正常的人生，体会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助与无奈、痛苦与绝望，同时也感受到他们的梦想与尊严、甜美与幸福，以及他们在黑暗世界中相濡以沫的情怀。毕飞宇把世态人情放在小说的第一位，在世态人情的洞察之中，以盲人推拿师的日常生活作为小说的叙事核心，给读者呈现出盲人世界鲜为人知的曲折、隐秘与幽微，同时，我们还可以体会到作者那种最大限度地贴近盲人内心世界，尽力在黑暗世界中提炼光芒的努力。 

　　我们可以在小说中看到毕飞宇最喜爱的人物王大夫是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活在”我们心中的：他对“家”充满着复杂的情绪，亲密又疏离，他在“对不起”父母的心态中长大，而作为补偿的弟弟，王大夫虽也嫉妒他，但却很快转化为对他的溺爱。弟弟结婚时不希望他回去参加婚礼，怕影响形象，他赌气汇款两万元，并决定与弟弟断绝关系。然当他带着女友回家后，便立即原谅了他。后来不成气的弟弟又欠下赌债，王大夫本想不管，但他最后还是决定替弟弟还债，并独自面对债主的威逼。但最后带钱回家看到弟弟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及债主那种冷静的逼压，他用菜刀划过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的愤怒及愤怒背后的心酸、痛苦与挣扎。此时，王大夫那种有情有义、宽容、血性、担当又不失匪气的形象便浮雕般地凸显出来。这种凸显没有形而上的思辨，也没有浓墨重彩地铺叙，一切都是在繁杂的日常中展开，弥漫着生活气息。还有金嫣对爱情的执著，都红的自尊，小马的纯粹，张一光的荒唐，沙复明的执著，张宗琪的自闭，小孔的泼辣，季婷婷的宽慰等等。他们那鲜活而独特的形象毫无例外都是在日常的疼痛与欢欣、希望与失望中站立在读者眼前。当我们读完小说后，脑海里异常清晰的是他们那种“人”的形象，而不是“盲人”形象。把这些处于现实生活的边缘人作为“人”来写，而不是作为“盲人”来写，让他们在正常人的日常生活中演绎自己的平凡人生，而不是在他者的眼光中呈现黑暗世界的另类神秘，这是《推拿》中不动声色却奠定大局的基调。 

　　在文学史上不乏描写盲人形象的佳作，比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中的忒瑞西阿斯，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波佐，茨威格《看不见的收藏》中的盲人艺术收藏家，萨拉马戈的《失眠症漫记》的失明者，以及曹禺《原野》中的焦母，史铁生《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与小瞎子，余华《世事如烟》的瞎子等等。但在这些作品中，盲人形象大多是一种象征或者寓言，比如作为先知的忒瑞西阿斯，作为邪恶势力代表的焦母等。在《等待戈多》中通过盲人形象来表现现代人自身的荒诞，在《失眠症漫记》中通过盲人形象来质疑现代文明的价值等。在其中，我们看到的是“盲”的形象而不是“人”的形象。毕飞宇《推拿》的独特性在于将盲人当作正常人来写，而不是当作符号或象征来写，改变了文学史中盲人形象的“传统”。毕飞宇把盲人作为“人”的资格归还给了他们，以体贴和理解目光打量他们，书写他们喜怒哀乐、平凡世俗的故事，而不是用一种他者的目光写他们的“传奇”。在这些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鲜活的、具有个性的人，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闪烁着自己的光彩。

　　毕飞宇说：“我们就这样处在飞奔的路上，带着我们的表情。我一点也不担心风驰电掣，——再快的速度也不能把我们的表情扔出窗外，因为表情在我们的脸上。它从容，镇定，最终会回溯到我的心灵。”可以把毕飞宇所说的“表情”理解为平等和尊严，那种对叙事对象的平等和尊重，那种平等的心态与目光，那种为自己的尊严也为文学的尊严的写作姿态，成就了《推拿》。尽管《推拿》在艺术上还不是很完美，因为“看得见的限度”，小说书写的盲人感知到底还是大多可以推断出来的常人常情，与《失明者漫记》相比，还是缺乏那种特殊经验所具备的穿透力，有轻微的矫情与隔膜之感。但这不是毕飞宇才华的限制，而是每一个正常人自身的限制。而其细节刻画之间虽然有疏有密，但强势的叙述使小说缺乏应有的余地，结构的舒缓迅疾之间虽轻重有别，但叙事节奏仍有失衡之感，这是中短篇向长篇转化的小说技艺问题，而这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毕飞宇身上。但如前所述，毕飞宇用他的睿智和技艺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丰饶的黑暗世界，给我们塑造了一群鲜活的盲人形象，他们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将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关于“平等”“尊严”的话题则不仅仅是一个写作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中国是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约有500万，……同时，每年约增加45万盲人。”还有数以亿计的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因此，不管是从小说技艺还是现实关怀来说，《推拿》不仅是“2008年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也是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因为它回到了“小说艺术的根本所在”。而毕飞宇的写作态度及观察世界的眼光则能够为那些以农民工、下岗工人、失学少年、拾荒者、发廊女或其他类型的残疾人等同样身处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群为叙事对象的写作提供某种值得借鉴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