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从何而来？文学应给浪漫主义更大空间

　　贺绍俊

　　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百年历史中，浪漫主义一会儿是革命者，一会儿是漂泊者，但事实上，它更应该是文学的本质，每一个作家的情感深处都充溢着浪漫主义。只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显得特别稀薄，更不用奢谈浪漫主义文学佳作的出现。这不能不引起关注。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发端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学，与启蒙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年在西方新思潮的感召下，最先觉醒的年轻人决心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新的中国。革命者从本质上说是浪漫的。尽管当时在西方列强的欺凌下，人们普遍感到了现实的无望，但能够站出来反叛传统开创新路的往往是胸中激荡着浪漫情怀的人。革命也需要借助浪漫主义的主观激情和对理想的讴歌来壮行。因此，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浪漫主义是属于革命者和革命运动的。只要回顾一下“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那些新文学的开拓者和活跃的作家几乎都是浪漫主义的热情鼓吹者，他们的作品也无不充溢着浪漫的精神。

　　鲁迅在1907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被认为是最早引进西方浪漫主义概念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张扬浪漫主义“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精神，他将浪漫主义文学归纳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之所以力推浪漫主义，就在于他们是自觉地以文学作为启蒙的武器的，而启蒙就是中国近代的一场最伟大的思想革命，于是就有了“革命是最大的罗曼谛克”的说法(蒋光慈语)，就有了“革命加爱情”的创作模式。但是，尽管浪漫主义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恣肆汪洋的想象和激情，开启了美妙的意境，它的遭遇却一点也不美妙。当革命运动在中国广泛掀起来后，浪漫主义就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否定，高歌浪漫《女神》的郭沫若甚至将浪漫主义宣判为“反革命的文学”。在以后的文学史著作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文坛的“革命加爱情”的浪漫主义创作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贬斥。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革命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不可能维持长久。因为革命可以在激情中爆发，但革命的持续必须面对现实的残酷性，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去应对各种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以后，革命组织内部需要严格的纪律来维系，无法容忍浪漫主义的自由激情和个性表现。不过我们会问，如果革命运动不能容忍浪漫主义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同样也要招致攻击呢？这是因为中国新文学是被革命者当作启蒙的武器来使用的，他们担心浪漫的文学会涣散人民的斗志。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理解了浪漫主义大师席勒这段话的含义：“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参与政治，最终会发现只有美学才能解决问题，经由美，人才能达到自由。”

　　但是既然革命精神从本质上说是与浪漫主义精神相一致的，那么，只要我们不放弃革命，就不会放弃浪漫主义。同样的道理，只要革命文学还存在，浪漫主义精神就不会在文学中消亡。因此在革命文学的语境中始终有一个浪漫主义在流浪。哪怕是政治干预文学最为恶劣的时期，浪漫主义仍能获得与现实主义相提并论的待遇，而且也惟有浪漫主义才能够获得这种待遇。事实上每当社会上革命精神特别活跃的时候，浪漫主义就会在文学中放出异彩。比如新中国标志着革命的胜利，而革命的胜利更激发起革命者的浪漫精神，这种浪漫精神与一个新政权诞生所带来的朝气融为一体，它典型地体现在胡风为新中国所写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之中。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文学新人以及充满青春朝气的文学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等，让年轻人的青春火焰燃烧得更欢实。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也就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试图为浪漫主义安妥一个合法的位置。两结合的理论首先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他本人就是一位极具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在他的诗词中充满了跨越时空的意象连接、神奇瑰丽的想象、气势恢宏的意境，这些都体现出浪漫主义的艺术魅力。但是毛泽东的浪漫主义艺术实践并没有转化为当代文学的创作潮流。在那个政治过度干预文学的时代，一个策略化的理论并不能成为浪漫主义的保护伞。相反，浪漫主义常常被当成了文学与政治斗争的替罪羊。有人把浮夸、虚假都归结到浪漫主义，甚至“文革”期间泛滥的“三突出”、“高大全”也被认为与提倡浪漫主义有关。

　　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无异于一场思想观念上的大革命席卷过来，它因此也为浪漫主义提供了生长的土壤。新世纪的现实主义则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了浪漫主义，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叙述。浪漫主义精神渗透在新世纪的现实主义写作之中，使得后者具有更加浓厚的诗意化特征。事实上，几乎每一个作家的内心都会或多或少存在着浪漫情怀的，这应该是值得文艺学以及文艺心理学研究的课题。在我看来，文学的本质包含着浪漫的要素，一个人之所以热爱文学，之所以会选择文学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是与他受到内心的浪漫情怀的驱动分不开的。如果再往前溯，甚至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新质就包含着浪漫主义因素。而那些曾为新中国放歌的老一辈的作家，经历了一段思想压抑的年代后，在思想解放的激发下，内心的浪漫主义更是奔涌冲突，寻找着合适的释放方式。这样的作家可以举出大批，而可贵的是他们在新世纪仍然执著地坚持着。鲁彦周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在新时期之初所写的《天云山传奇》尽管仍然是循着写实的路子叙述故事，却明显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到了2006年，已年逾古稀的他则拿出了一部完全是讴歌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梨花似雪》，感情充沛地讲述了周家三姐妹在革命风云中追求各自爱情的故事。《梨花似雪》的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几个人的爱情故事，揭示了中国20世纪革命精神与浪漫精神相依存又相抵触的时代特征，它是第一次以文学的形象礼赞革命运动所蕴含的浪漫主义精神。作者的目的不是要对历史和政治进行是非判断，而是要在历史性的革命大潮中展现浪漫精神如何伴随着人们、影响着人们的。在作者笔下，那些生活在革命大时代的年轻人，都充满了浪漫的想象，正因为有了浪漫的激情，才使得她们在残酷、严峻的现实面前，在越来越刻板、冷漠的革命生活中，碰撞出爱情的火花。鲁彦周对于浪漫主义风格的把握了如指掌，他充分发挥了浪漫主义在表现主观情感、发掘内心世界的艺术优势。两年后，我又读到了高建群的长篇小说《大平原》，让我再一次感受到浪漫主义迫切向上生长的劲头。这部小说是写乡村家族史的，但作者并没有将其处理成史诗性的作品，小说更多的是表现乡村伦理关系中的生命存在方式。在他看来，处在这种伦理关系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可歌可泣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朵花，每朵花都有一个灿烂开放的过程。如果说，以上作品还只是证明现实主义叙述逐渐为浪漫主义开辟了越来越宽敞的空间的话，那么徐小斌在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炼狱之花》就是一部难得的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品了。小说将童话的纯真与对现实激烈的讽刺和批判拼贴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后现代式的审美意蕴。作者想象了一个存在于深海海底的理想世界，主人公海百合公主因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得到了一枚人类的戒指，她就成了与人类联姻的最佳人选。海百合只身来到人类世界，在寻找神秘戒指主人的过程中， 她目睹、经历和参与了人类世界里的一系列正义与邪恶、真实与虚伪、美丽与丑陋的较量，最后为了拯救人类的朋友，她不得不违反海底世界的原则，以自己的神力惩治了人类的恶行，为此她也永远失去了重回海底世界的机会。作者的想象力丰富奇妙，具有魔幻般的风格和一种伤感的诗意。

　　浪漫主义也进入了茅盾文学奖的视野。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前20部入围的作品中，不少作品浸润了浪漫情怀，有两部作品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调的，一部是红柯的《生命树》，一部是宁肯的《天·藏》。红柯的写作几乎都是以浪漫主义的意象作为核心的。《西去的骑手》中的马，《大河》中的熊，《乌尔禾》中的羊，以及《生命树》中的树，都是天山神秘地域播撒在红柯头脑里的浪漫主义精灵，而这几部小说中，《生命树》可以说最为圆熟。红柯在这部小说中跨越时空和文化的障碍，带着对远古和神话的敬畏之心，去礼赞生命和大地。宁肯的《天·藏》则是一部强调作者主体意识的哲理化作品。宁肯从哲学的高度思考自己在西藏的生活，《天·藏》几乎就是他的思想实践的真实记录。小说写一个内地高校的哲学老师王摩诘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主动来到西藏，在一所小学教书，当时的社会陷入一种方向性的迷茫，王摩诘则选择了西藏这块净地，让维特根斯坦的现代哲学与藏传佛教对话，并努力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浪漫主义赋予了这两部作品浓郁的诗意，《生命树》是情感的诗，《天·藏》是思想的诗。

　　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中国现当代小说走过了近100年的历程，浪漫主义始终像一个漂泊者一样伴随其左右。但幸亏有了浪漫主义，它让小说的色彩更加丰富。如今，我们应该更加宽容地接纳浪漫主义，给它更大的自由空间。只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在当下的小说中，显得稀薄，更不用说充溢着古典浪漫主义精神的佳作的出现。这不能不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