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轮船启锚了。船上30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分外惹人注意。他们中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现在即将远行，目的地是传说中的美国。
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向来把异国篾视为“夷”的国家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首先不能不说，在对华交往中，美国是当时西方列强里不良记录最少的国家，清廷对美国有一种信任感。
其次要谈到“蒲安臣条约”。蒲安臣于1861年至1867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任内因主张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并调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纷争，成为第一个对清政府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公使，离任后还被清政府聘为出使大臣，委托他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欧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访问中，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世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互惠权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即奠基于此。
最后应该归功于“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容闳。因其毕业于耶鲁大学，熟悉美国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业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学生留洋的地点定在美国，也便在情理之中。
自1872年(同治11年)起，至1875年止，中国共派出四批幼童计120名，最幼者10岁，最长者16岁，平均年龄12岁。
容闳在第一批学生出发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访了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波特建议，将30名幼童每两三人分成一组，寄居于美国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按期照值给付，这样可使幼童学习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闳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到幼童及整个幼童留美事业命运的建议。
美国人民没有让他们的驻华公使失望。据美国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国幼童留美史》记载，“有120个美国家庭愿意接待两名幼童，合计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达的幼童仅30名”，“而所有热烈响应的，全是背景优良的家庭”。政客着眼于“更大的实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美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热诚，从当地教育局长给那些接待中国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见端倪。在信中，局长提醒家庭教师们，“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应于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专心温心中国文字”，“华生尤须令知保身之道，须令其时常浴沐。遇有天变，务必躲避风寒……”可谓关切备至。
幼童抵达康州哈德福城时，容闳亲自迎接他们。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
当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际，中美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美国在中国派有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在外却无使节。以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名义，常驻美国康州哈德福城，负责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别是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和容闳。1874年，李鸿章拨款美金四万三千元，授权容闳在哈德福城建造宽敞的3层楼房一座，可同时容纳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所有职员、教师和75名学生，餐厅、厨房、宿舍及浴室俱备，作为幼童肄业局永久性的驻美总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常设机构。
让陈兰彬、容闳出任肄业局的正副委员，出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的荐举。
关于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后来成为卓越工程师的幼童温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讲辞中回忆：“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15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中国幼童们与一同食宿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谊。……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幼童“美国化”的速度惊人，不仅要求改装，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视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有的还加入了基督教。怎样应对这种趋势，肄业局委员陈兰彬和后任委员吴嘉善，与副委员容闳针锋相对：容闳理解、同情幼童，陈、吴则斥之为数典忘祖。
国内攻击幼童事业的声音也一直没有消歇过。光绪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个折子，弹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语。……或习为游戏，或流入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关系实非浅鲜”。
总理衙门接连听到对留美幼童事业不利的声音，开始征求重臣及相关人士之意见，有的主张全撤，有的主张半撤半留，有的主张整顿。而主张全撤者占据主流。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国幼童奉命辍学撤退回国。当幼童由美国撤回时，全体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大学毕业。诚如温秉忠所言：“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赴美120名幼童中，于1882年返华者计94名。其余或因犯规，或因品学欠佳，或因剪辫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几位违令不归，而长居美国。
清廷关于是否撤回幼童曾经开展讨论，但对于撤回的幼童，怎样助其完成学业，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却没有拟定任何办法。作为直隶总督，又在大兴实业急需人才的李鸿章，努力不让幼童埋没于官场，94名幼童中，头批21名送电信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安插于水师的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各处。但正如黄开甲所抱怨，这种“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的办法，伤了幼童们的心，他愤怒地质问：“这就是东西双方影响下，中国政府的‘进步政策’吗？”并强烈质疑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认为其必须彻底改革，“才适合治理它的万千子民。”这里，“美国化”的影子显示出来了。
尽管有种种不如意，回国的幼童们还是绽放了他们的才华。在全体返国幼童中，日后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其中如开国人自建铁路之先河的工程师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都是赫赫赫有名的人物。
还有幼童为国家献出了生命。中日、中法两次海战中，7名服务于军中的幼童表现英勇，慷慨捐躯。美国驻华公使特地于1884年中法海战后，照会总理衙门，说“中法闽省之战，中国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为出力者，则系扬武船内由美国撤回之学生。……想该学生等出洋习业，曾有谓其惟务洋学，恐与中国事理，诸多未谙，难为有用之才。兹阅前因，足见深明大义，均能以死力报效，实为不负所学。”最后建议，“尚望贵国于幼童出洋一事，嗣后仍按时举办，将见人才辈出，贵国兴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这时慈禧已借中法海战撤换全部军机大臣，政局的动荡，加上主持中枢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计划终未恢复。
摘自： 《晚清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