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伟斌
曹操墓出土以后，引起极大争议，但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却鲜有异议。只要严格遵守田野考古的操作规程，出土遗迹和遗物地层关系明确，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符合曹操生活的时代特征，就能够证明曹操墓的真实性。
1 出土的文物是真实可靠的
曹操墓受到质疑的原因是：(1)曹操墓一直没有线索，千百年来都是苦苦寻找的目标，特别是宋以后广为流行的七十二疑冢之说早已深入人心；(2)曹操墓经过多次盗掘，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怎么还会遗留下能够证明曹操身份的文物；(3)一般人不了解考古队的工作程序；(4)缺乏对魏晋时期文物和墓葬特征的了解；(5)没有到考古现场进行实地调查。
其实，曹操墓出土的层位十分清楚，其上面叠压的地层最早是现代人活动层，其次是明清文化层，再次是唐宋文化层，在下面是北朝文化层。这就从地层上保证了曹操墓的时代不会有任何问题。关于这种地层关系和曹操墓的出土层位，国家文物局曾经多次派专家组到现场进行验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有数十位专家来现场考察。尤其是2010年9月17日，参加“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到现场实地考察后，对发掘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曹操墓的内部清理，同样按照这种层位关系进行。砖室墓密封较好，内部往往会有一定的空间。然而这种墓葬一旦被盗掘，泥土会通过盗洞随雨水渗透到墓室内，形成淤积。曹操墓早年被盗掘过，墓室内部淤积了大量泥土，其厚度达3米左右，这些泥土几乎将其四个侧室淤满，尤其是在其门道部位，人们只能爬行通过。也正是这些深厚的泥土对其中的文物进行了有效保护。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早期曹操墓曾经被盗掘，为什么当时没有将其中的文物全部盗走？从曹操墓遗留下来的文物保存特征来看，曹操墓的首次被盗，是出于政治性报复的破坏行为，不是以盗掘文物为目的。
由于墓室内有大量淤积土，现代盗墓分子进入墓室，也是一片茫然。要想盗掘下部文物，就必须向下挖掘深达两三米的盗坑，而这种挖掘也是盲目的。由于文物都在墓室的底部，所以其盗掘效果就要看盗墓分子所挖盗坑面积的大小、深浅和他们的运气。由于空间位置的限制，限制了盗墓分子的这种疯狂挖掘行为。如在墓室与侧室的门道部位，由于门楣较低，上下活动的空间较小(盗墓分子只能爬行)，盗墓分子无法伸展手脚实施盗掘，这便阻碍了盗墓分子的盗掘行为，使其下部的文物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而那些石牌也正是在后室和南侧室的门道部位出土的。
另外，文物的遗留也取决于盗墓分子对文物的喜爱取向，如那些陶器，盗墓分子一般因为其价值较小，尤其是早年已经被破坏，多已破碎，即使盗墓分子遇到了这些东西，往往会将它们弃置一旁。而这些破碎的陶器却正是考古工作者重点研究的对象。这些陶器最具时代特征，它们的特征、种类涉及对墓葬时代、级别、丧葬制度、随葬制度的判断和研究。比如，在对曹操墓内出土的部分陶片进行拼对粘接后，我们发现了十一个釜型陶鼎，另外还有一些残片存在。这就解决了墓葬的时代和墓主人生前身份级别的重大学术问题。关于用鼎制度，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但是，根据《后汉书·礼仪志下》记载，天子随葬的用鼎制度是“瓦鼎十二”，这就为判断该墓葬的时代和墓主人的级别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即使墓葬经过多次被盗，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仍然严格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先晚后早，分层清理，将各次盗掘所造成的不同堆积严格区分开来，并严格记录发掘经过和文物出土的状况。我们的记录包括文字记录、绘图、摄影、照相，并将每个遗物出土的位置、深浅层位，进行精确的测绘，记录其完整的三维坐标。力争保留墓葬的完整信息，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和墓葬的复原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我们在发掘曹操墓的过程中发现，除现代盗墓分子遗留下来的一些现代照明工具、矿泉水瓶、方便面袋子和烟盒外，剩下的都是东汉晚期的文物，并没有其他时代的东西。这就从技术上保证了这些文物的时代是准确无误的，从而也保证了墓葬时代定位的准确性。
经过严格清理，我们发现墓室底部的文物基本上还保持了早期被盗时遗留下来的原始状况。墓室底部还保留有部分漆木器和木棺残部，个别石牌和文物直接叠压在倒塌的漆木器下，虽然这些漆木器部分被盗墓分子破坏了，但是有的还能够看出其形状。由于漆木器早已经腐朽，是极易损坏的东西，后人不可能翻动，否则就会变成一堆碎土，更不可能保持什么形状。
以上情况说明了曹操墓出土的文物是真实可靠的，是经得起科学检验的。
2 曹操墓的形制符合汉魏帝王陵墓特征
曹操墓为“甲”字形墓，坐西朝东，由墓道、前室、后室和4个侧室构成，属于斜坡墓道的大型双室砖券墓。
墓道长39.5米、宽9.8米。墓门宽1.95米，高3.02米，墓门4层，外3层为砖砌，内层为墓室门。墓圹平面东边22米、西边19.5米，东西长18米。
墓室有前室与后室，二室平面均为方形，边长约3.8米，四角攒尖顶。前室与后室南北两侧各设置一个侧室，侧室平面均为长方形。墓室石板铺地，石板长95厘米、宽90 厘米。4个侧室均置有墓门。
这种“四角攒尖”式墓室顶部结构，是东汉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因此，具有东汉晚期的特征。结合这种墓葬结构特征，以及层位关系和出土文物等判定此墓为东汉末年墓葬，是完全没有疑问的。
在西高穴曹操墓发掘之前，考古发掘的汉代诸侯王墓有近50座，其中东汉时代诸侯王墓有7座。在7座诸侯王墓中，前期有2座、中期3座、晚期2座。考古发现的东汉晚期的诸侯王墓有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北陵头村43号墓(东汉中山国中山穆王刘畅墓)、江苏徐州土山墓(东汉晚期某代彭城王或王后墓)，二者均由墓道、前室、后室与左右耳室或侧室组成。
墓葬等级主要表现在墓葬平面形状和建造结构的差别。西高穴曹操墓的墓室结构，与东汉时期等级相近的墓葬类似但又略有差别，呈现由东汉向魏晋墓过渡的特点。
与西高穴曹操墓形制最为接近的东汉诸侯王墓，是灵帝熹平三年(174)去逝的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墓。两座墓的平面形制接近，都是前、后室外加双侧室。前、中、后三个墓室均为长方形，且后室的双侧室是左右排列。而曹操墓前、后室均为正方形，四个侧室两两对称分布，因此其结构与之相比更加规整。这说明：西高穴大墓的年代接近公元174年死去的刘畅夫妇墓，但可能地位比诸侯王刘畅还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