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若钒
在北京城墙相关资料的查阅中，发现有些很微妙又很有意思的内容，可能毫不起眼，但总是在隐隐约约地反映着一些历史的细节，有些是展现所涉及相关人物的某些个性、才能，又或者表现了一些历史事件，还有些则让人从中感受到一丝当时的时代气息、社会生活风貌。虽很细微琐碎不成章节，但是又很朴实生动地告诉读者历史的真貌，特摘录二则。
一、差点让城墙垮塌的谕旨
嘉庆朝《清实录》中有这么个叫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差点让城墙垮了，也让嘉庆皇帝实实在在闹心了一回，原文如下：“谕内阁：前因提督衙门奏盘获偷窃仓米一案称，靠仓城墙所生杂树，易于攀援上下，降旨令该管衙门即行芟除。原专指近仓城墙树株而言。并未将各城墙树木概行砍伐。所降谕旨甚明，乃提督衙门咨会工部将正阳门、永定门等内外城墙大小树株尽行砍锯，并欲连根刨撅，粘修砖块，此又系明安器小易盈、遇事张大之明证。今工部堂官奏称，树根与土脉相联，应请停止刨挖其各城墙大小树株，仍请全行砍伐亦属非是。试思正阳等内九门永定等外七门海墁排垛宇墙杂树共有一千五百余株，若概令纷纷砍伐，成何事体？且与前次谕旨不符，此事仍交提督衙门，止将城墙靠近仓库一带所生杂树易于攀援上下者量为芟除枝叶，亦无庸刨挖根株，余俱不必砍伐。”
短短百来字的谕旨实际上讲述了好几件事情，先是京师有不少粮仓的修建挨近城墙，常有小偷攀爬墙边杂树翻越城墙，偷盗仓米来去自如，掌管京师治安的提督衙门就此事向嘉庆皇帝禀报，于是皇帝谕旨“靠仓城墙所生杂树，易于攀援上下，降旨令该管衙门即行芟除”，以断绝翻墙盗米之人的捷径，该事情交由提督衙门的长官，时任步军统领的明安负责。但令嘉庆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奉旨砍树的明安大人居然下令“将正阳门、永定门等内外城墙大小树株尽行砍锯”，还打算将树木“连根刨撅，粘修砖块”，虽然明安很卖力，但负责工程的工部官员却看不下去了，找皇帝禀报。原来树根与城墙基土相连，而根据谕旨的说法“正阳等内九门永定等外七门海墁排垛宇墙杂树共有一千五百余株”，这一路刨下去，城墙岂不是要一路塌掉了吗？这也难怪工部官员着急。将环城的树株尽数连根刨出将会危及城墙的根基这么浅显的道理，身负京城治安重任的明安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冷兵器时代的城墙可谓是守护城池的根本，明安之举不正是“自毁长城”么？
明安自作聪明、一味讨好的举动十分糟糕，就好像献殷勤给皇帝扯平龙袍却把龙袍给扯了一角，刨树刨到连城墙砖块都碎裂崩坏的地步，却还不放弃刨挖，真可谓闻所未闻，谕旨上嘉庆质问明安“试思正阳等内九门永定等外七门海墁排垛宇墙杂树共有一千五百余株，若概令纷纷砍伐，成何事体？”显然在愤怒明安办事不经大脑。按理说步军统领位高权重，能担此任者应该还是比较有能力的，但明安却连砍树这么件小事都能办得这么叫人窝火，这到底是嘉庆皇帝看走了眼，还是说明朝廷，或者直白点是族中无人呢？或者真的并非嘉庆太没眼光，而是择官的范围太有局限性。清廷在那个时代毕竟属于异族入主中原，朝廷里面掌握实权的高官十有八九还是满族或者至少是旗人出身，步军统领一职乃是京城武装警卫司令，官居从一品，从康熙年间起就唯有满人能任职。明安正是嘉庆宠臣布颜达赉的胞侄，属世家旧族，嘉庆也曾肯定过他是世族中可以造就的有用之材，着意给予提拔，步军统领一职交付明安，可以看出嘉庆确实对明安抱有很高期望。《清实录》只是讲述了这么个事情经过，但是明显可以感觉到嘉庆皇帝的郁闷与无奈，这短短百字的史料中，有嘉庆对明安的评价：“器小易盈、遇事张大”，翻译成白话不就是责骂明安喜欢自以为是、好大喜功么，嘉庆明显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后来为惩治八旗子弟的颓废腐化之习气，嘉庆皇帝毅然将这位曾经无比看好的八旗世家子弟流放到东北，估计不仅仅只是因为“整改”的决心，而是明安太叫人失望，严重伤了皇帝的心。
所以，最后嘉庆又下谕旨说：“此事仍交提督衙门，止将城墙靠近仓库一带所生杂树易于攀援上下者量为芟除枝叶，亦无庸刨挖根株，余俱不必砍伐”，把清理的范围与清理的方法都一一写在谕旨上面，很明显皇帝学乖了，这回城墙应该不再有塌陷之虞了。
二、不显灵的正阳门关帝庙与观音庙
《清实录》中常有关于皇帝祭祀神明先祖、参拜庙宇殿堂的记载，不过这些大都是出于礼仪、制度的需要，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清实录》中记载的光绪皇帝参拜正阳门关帝庙、观音庙就比较特别了。当时民间流传“灵签第一推关帝，更向前门洞里求”，甚至也会有皇帝亲临烧香敬奉。但是与高大宏伟的天坛、太庙相比较，关帝庙、观音庙的等级显然不够皇家礼仪级别，而光绪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仅来参拜，而且参拜了整二十年。
“光绪××年××月，诣正阳门关帝庙、菩萨庙拈香”，是频繁出现在光绪朝《清实录》的一句话，笔者统计这句话总计出现64次，时间跨度为22年。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光绪十三年三月，诣正阳门关帝庙、菩萨庙拈香”，彼时光绪16岁，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即他去世的那一年为止，除了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外，年年数回前往正阳门关帝庙、观音庙参拜烧香，如此坚持参拜的皇帝明清两代也仅此一位。64回的参拜已经远远超越了光绪以前所有皇帝来正阳门庙宇的总和，纵然名声响亮，正阳门关帝庙和观音庙终归是城墙边上两座小庙，为什么光绪对这城墙边的小庙宇情有独钟？
其实光绪参拜神明的心情不难理解，在慈禧掌控大权之下的清廷，天子也不过是个傀儡。光绪皇帝初次参拜正阳门关帝庙、观音庙时是光绪十三年，面对这位十六、七岁的少年天子，慈禧却完全没有还政的意思，就算在光绪大婚之后，所谓的“亲政”，也几乎全然未曾摆脱慈禧的压制与掌控。他却并不是一位沉溺于玩乐享受的昏庸之主，而是很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一位皇帝，正如《清史稿·德宗本纪》论曰：“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前国耻”，但事实却是他面对慈禧的强势打压无力挣脱，面对江山的残破衰败也无法施展抱负，心情的愤懑与压抑可想而知，无法做出切实的行动，只有将希望寄托于烧香拜佛，祈求上苍的保佑，他祈求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已无从知晓，不过他内心的痛苦与失意却可以从这一次次的参拜中读出来。
光绪在其二十五年(1899年)为何未曾来烧香可从前后的历史事件中略作猜测。1898年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慈禧加大了对光绪的钳制力度，可能不允许他迈出软禁之地，但显然变法失败对光绪是一致命的打击，所以也很可能身心俱受重创而难以前行参拜。但光绪二十六年正是1900年，当年八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这应是当年光绪未能前往关帝庙与观音庙的主要原因。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光绪二十七年本应是1901年，但十一月已经是1902年)，据《清史稿》记载“十一月庚寅，上奉皇太后至自西安”，出逃西安的光绪和慈禧十一月才回北京，而光绪朝的《清实录》上已赫然出现同样一条：“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诣正阳门关帝庙、菩萨庙拈香。”
其实神明一直都没有显灵的迹象，改革失败、志士被杀、爱妃被害、列强肆虐、丧权辱国……自己兴国无望还被软禁挟持，那为什么还这么迫不及待地来到关帝庙、观音庙？没有史料会查阅到一个人物内心的想法和感受，笔者的感觉是光绪心中的苦痛与悲怆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他选择这两座小庙宇，有可能是慈禧下达了禁足令，只允许他在有限的范围内出行，更可能是光绪自己主动选择了这种亲近民间的小庙宇来逃避任何跟皇家有关的东西。皇家代表着慈禧，皇家也代表君主的责任，光绪有担负国家之心，慈禧却不允许他负这个责，这是光绪一生痛苦与压力的根源。历史的细节耐人寻味，这一切如今很难下个定论来解释为什么，唯有这史书上清清楚楚的64次参拜纪录，令人深深感慨。
摘自《北京档案》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