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海宇
黄苗子有一本小书,取名《书虫小札》。通篇翻过,趣味盎然,让人感叹黄先生真不愧为一条“老书虫”。
众所周知,黄先生是著名的漫画家和书法家,其艺术造诣是深厚的。花甲之年还能孜孜不倦地甘做“书虫”,令人敬佩。“书虫”是有各种各样的,黄先生首当其冲追求的是读书的趣味,与陶潜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情趣极为相投。“‘书虫’钻书,目的不同,路线自然也各异,科学家钻科技书,哲学家钻哲学书,唯独老汉无‘家’可归,于是碰到什么读什么,顺手翻几页,眼倦了又顺手抛开,因此杂乱无章,了无成就,顶多给那些‘无聊才读书’的同好们消遣时日而已。”黄苗子以“老汉”自呼,自有几分调侃在,让人看到了黄老先生真实的读书状态,一个文人的真性情亦跃然纸上。黄先生这种看似松散的读书其实最为难得,是以包容之心作杂览的,所涉内容极为广泛,古诗、历史、小说杂记等尽收眼底,并能从中引发出极为睿智的阐释,有褒奖,亦有批判,读来自然娴熟,真切快慰。比如他写《儒林外史》的严贡生,罗列了严贡生种种劣迹,最后总结道:“严贡生读圣人书的,都干出这种缺德冒烟的事。历代以来,读书识字的欺负老百姓有的比兵痞地痞还厉害。”看来孔孟之道也并非全都圣贤。在《佛性》篇中,黄先生从周作人在北平郊外香山养病给孙伏园的几封信说起,说周作人的文字冲淡隽永,文章写得也很动人,“可惜,世上还有比虱子苍蝇可恨万倍的活人——当时的日本侵略者”。这是种明达坚毅的民族立场。
黄苗子对名人有关书的掌故知之甚多,在《偷书》一文中,先写康有为偷书的逸闻,又写孔乙己偷书的解嘲,最后写了20年前范用先生善待偷书的穷青年的掌故,“老板叫店伙退出,和青年谈些古文学的问题,青年对答如流,很有修养。老板说‘书钱我替你付了,以后你想看书来找我,但千万不能再这样做了。’走出去付了钱,把发票给他。青年忍着泪,低着头,向范老板深深鞠了个躬而别。”这是很温馨的读书佳话了。在《借书》篇中,写“文革”前阿英藏书中的珍善本常被好友康生、陈伯达借阅,“文革”开始,此二人成为告密者,把阿英家里的书全部送到文管会审查,“过几天,康生,陈伯达便深夜到文管会去把他们喜欢的珍善本戏曲、小说席卷而去了。看过兔子和狼为友的故事,才觉得可怕呀!”这种“借”书实在不光彩,亦见得出“文革”运动对人性的扭曲。说到书的实用价值。黄先生语出惊人,书的“最大实用价值,还是等天寒地冻时,一页一页撕下来,放在炉上烧来取暖,自己做秦始皇。”“书虫”做到这个份上,岂不是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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