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季羡林先生口述实录有感：选择做一个好人

　　柳延延

　　近读季羡林先生的口述实录，他说，以他活得这么长的一个年岁，以他足迹所到一百多个国家，以他见闻之广和博，他认识到，好人天生就是好人，坏人天生就是坏人，他所见无一例外。这个“天生”是什么意思？难道真的是有些人天性凉薄，有些人善良宽厚？在今天这个科技取代上帝的时代，这是不是说，是基因决定了好人或坏人？我想，如果真的如此，德性教育也就只能空忙一场了。

　　我承认人的天性各异，有的开朗，有的内敛，有的敏感，有的善于聆听，有的擅于笔墨，有的喜爱数字，有的迷恋形式。所有这些不同的性格和禀赋确实有先天决定的成分，但我实在不能想象它们有善恶之分，更不可想象襁褓中的婴孩就有了“好人”或“恶人”的区别。我觉得一切变化是从这个孩子与外界有了交流开始的。从他们牙牙学语，开始和父母(身边的人)频繁交流起，善恶的观念就开始一点点地建立，直到童年结束(也许最长可延续到初中毕业)，他们的基本品性大体就确定了。好的家庭氛围，特别是有正直、善良、宽厚的父母，有健康的玩伴和读物是上帝给这个孩子最好的礼物。让孩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生活，那么他们成为“好人”的几率就大大增加，这样的人，“如果他们不做坏事，那不是他没有精力或不擅长，而是不愿意做”(蒙田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季老的总结有一定的道理，一个人的好坏从童年所表现出来的秉性就大致可以看出了。因此，德性教育有一定的实效期，我甚至认为，过了孩子的童年期，社会的良善教育已没有多少效果，人们可以让他们受教育，希望他们能有所得，但他们究竟能够得到多少，真是天晓得了。

　　但我仍然认为，成为程度不同的“好人”或“恶人”与后天的经历还是脱不了干系。每个人都活在当下，但有着无尽的可能性，选择随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他的某一次选择给他带来了“成就感”或“挫折感”，那么这个选择的“善恶”性质会将他往成为“好人”或“恶人”的方向推进一步。这一方面说明，成功、失败对人的品性之塑造远大于“说教”。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只是励志之言，实际的情况是，失败是很容易打倒一个人的，并且大部分人是被打倒的(所以那些没有被打倒的人才特别令人敬佩，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中国的史铁生，美国的乔布斯)。另一方面也说明，“好人”与“恶人”仍然是在慢慢“长成的”。

　　其次，没有绝对的善人或恶人。写出《古拉格群岛》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一次演讲中说：善与恶的界限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心中穿过。这条线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在最善的心中也存在着一个恶的阵地，在最恶的心中也存在着一个善的角落。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圣人，有时接近魔鬼。索尔仁尼琴还真诚地袒露了自己曾经的卑劣：在劳改工地上，“一次出工，排工员用眼睛物色临时班长，我卑微的心房简直要从囚服中蹦出来：指定我吧，我？没有指定我！可是我为什么要当这个？那只会使人做出更加可耻的事情。哦，和恶念分手是多么困难啊！”

　　当一个人的外部生活遭到蹂躏时，他的内心生活往往也在劫难逃：如果他受到礼遇和尊敬，他便更有可能礼遇和尊敬别人；如果他感觉到自己是遭排斥和受诅咒的，他最有可能的是也去排斥别人和诅咒这个世界。须知，“大多数人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大抵是这个世界对待他的方式”。每当在媒体上看到一些犯下令人发指罪行的罪犯，我都会想，这个罪犯曾经经历了些什么？他心中的那点良善是怎么丢失的？谁对此有一定的责任？如果人性中的那点良善能够成为他理智生活的准则，他可能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啊！

　　康德曾经说过：“从扭曲的人性中造不出完全笔直的东西”，这可能是人类社会总是充满了灾难和不幸的根源。知道这个真相不是让我们自暴自弃，我以为，与其强调人性的不完美，不如更注重营造做“好人”的环境。文明的真意就在于让心灵有一个健康生长的居所。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有赖于这个居所。尽管做好人不容易，我们还是要选择做个好人。

　　有一个编辑收到很多来信，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好人往往没有好报，而坏人却未必有恶报？苦苦思考之后，他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上帝给好人的最大的奖赏莫过于让他当一个好人，而给坏人最大的恶报便是让他成为一个坏人。请问读者，你对这个回答满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