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坚守者
为什么来敦煌，面对别人无数次追问，樊锦诗总是说，是那个单纯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他们这一群人。“不单单是我，我们那代人都这样。”
张大千震惊于精美的石窟艺术，于1941年和1942年先后两次来敦煌，潜心临摹洞窟内壁画，随后，前来采风的人很多，留守的人很少，他们的行为不难理解。
常书鸿先生，留学巴黎学习绘画，倾倒在西洋文化。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首次看到《敦煌图录》时的“惊鸿一瞥”，从此许诺，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他的半生坚守由此找到动因。
我总觉得，樊锦诗，除了那个单纯的时代环境，除了受老一辈“敦煌人”的精神感召，总还有些别的原因。
直到看到她办公桌上那两本重达10斤的8开本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才找到一些答案：她一直希望能在考古方面做出一些成绩。
1962年，樊锦诗随宿白先生到敦煌莫高窟实习。宿先生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创立者。他提出运用考古学全面记录的方法记录下石窟全貌，为石窟保存科学的档案资料。
“我来这里的任务就是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完成老师交待的考古任务。报告写不好，我始终没有很好完成本职工作，所以一直觉得很歉疚。”
拖了几十年，现在《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终于顺利出炉。“这份多卷本考古报告拟记录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在内的三处石窟，逐窟记录洞窟位置、窟立外面、洞窟结构、洞窟塑像和壁画、保存状况、附属题记、碑刻铭记等，这次完成的是第一卷，之后还需要编撰100卷左右，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
樊锦诗说，刚来的时候开展过一些工作，后来因为文革被迫中断。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才又将编写石窟考古报告工作提上日程。但当时限于考古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始终难有推进。
进入90年代，等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敦煌研究院院长这一行政职务又占去了她太多时间。想要匀点时间给钟爱的专业，就要想尽办法从“海绵”里挤。
“考古工作非常枯燥，不是数据就是公式，所以要静下心来做。我有时候好像坐不下来，到夏天院里的事就更多。我只希望能先把头开好，把第一本先做出来，就算自己老了，今后这项工作也能在研究院继续下去。”
2006年，第一卷考古报告初稿完成，樊锦诗拿到北京交给90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过目，先生觉得不行，干脆就又重做，如此又反复修改了几次，直到今年才正式出版。
就像很多人是为艺术献身敦煌，樊锦诗很多时候是在为自己的考古专业、学者理想坚持。
现在的敦煌，有淡、旺季之分。赶上旺季，南来北往游客熙熙攘攘，一入冬，淡季来临，敦煌又好像复归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那种寂寥。樊锦诗说，尽管现在身处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自己的内心一直还算安静的，心里始终有一颗向学向静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