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与将军庙街西首的天主教堂分庭抗礼,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即天主教堂建成的第八年,百姓即在天主教堂四角各建一关帝庙,借乡土神关公的威势与洋教堂抗衡。
陈建绳
小时候我在济南老城区“洋楼”(天主教堂)以东的两熨斗隅街胡同深处由状元府马棚改建的一四合院中长大。街南首有一条东西长近200米、宽4米的青石板铺路的小街——将军庙街。耳闻目睹有关将军庙街的往事仿佛还历历在目。
将军庙街西首路北是济南近代标志性建筑天主教堂。每到傍晚,教堂附近街巷中的善男信女就夹着自家缝制的小棉垫子急匆匆地赶往教堂,跪在天主圣像前闭目祷告,祈求天主庇佑赐福。从两熨斗隅街南口往东路南有老城区小有名气的三合恒银号。该银号自清末开办,一直营业到1948年济南解放。三合恒银号斜对过有一门头不大的煎包铺,门口摆着炉灶和平底锅,每当热气腾腾的煎包出锅,常令囊中羞涩的顽童们馋涎欲滴。由煎包铺往东依次是初建于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复建于民国15年(1926年)的慈云观、在将军庙遗址建成的警察署(老街坊俗称“局子”),再往东就是赫赫有名的府城隍庙,庙前东侧高高耸立着状元府捐给庙里的旗杆。
将军庙街因清雍正皇帝为济南府刘猛将军建庙得名。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随着将军庙的废弃,刘猛将军的故事渐行渐远,真正为老济南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城隍庙和天主教堂为代表的东方道教文化与西方天主教文化的碰撞。
清顺治七年(1650年)西班牙教士嘉伯乐由北京来济南传教。翌年8月,在将军庙街西首购地13.6亩,完全按西方形式建造济南第一所天主教堂。雍正二年(1724年)济南人民反对教士仗势欺人,包庇纵容不法教徒,愤而群起将天主教堂焚毁,外国神甫被赶走。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国主教江类思来山东传教,向清政府提出在城内高都司巷北首西熨斗隅一带重建天主教堂。屈膝媚外的清政府将这里数十家民宅和湖田划给教堂,经罗马教廷核准定名为天主教济南牧教区总堂。同治五年(1866年)主教堂建成。罗马教廷接受第一次被赶走的教训,将神圣的总堂建成一座仅容百余人的小堂口,看上去是一座易守难攻、封闭性很强的建筑。为缓和与当地群众的矛盾,圣堂外形基本上采用中国传统的形式石墙到顶,卷棚屋面,小青瓦覆面,大方朴素。
为了与将军庙街西首的天主教堂分庭抗礼,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即天主教堂建成的第八年,百姓即在天主教堂四角各建一关帝庙,借乡土神关公的威势与洋教堂抗衡。同治九年(1870年)济南知府龚易图决定将南门外老君堂的城隍(守护城池的土地神)请到将军庙街来震慑洋教。为了建成城隍庙,被百姓誉为“陈善人”的长清知县陈恩寿捐出鞭指巷府第的后花园。在寺庙建成请来城隍爷就位的当天,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各级官员祝贺,庙方将丁宝桢手书的“明远坚是”匾额高悬于大殿上方。府城隍庙南北长90米,东西宽25米,占地约4亩。其宗旨是宣扬道教的惩恶扬善、化灾救劫、普度众生的伦理道德思想。笔者童年时曾进入庙内玩耍,记得庙院西廊庑墙有壁画,每幅画由木栅栏相隔,有一幅画是一身材魁梧的勇士举起一恶棍往热油锅里扔的内容,绘画栩栩如生,至今难忘。庙里除供奉城隍泥塑像外,还有一尊木雕城隍,每年清明、农历七月十五,由信众八抬“大轿”(木制架子)出巡,城隍脚下踩着一只小狮子,以体察民情。城隍出巡,万人空巷,众人争相俯身与小狮子对眼,据说这样一年不患眼疾。还有大旱院中“晒城隍”一说,一直到老天爷降雨,再请城隍爷回归神位。
府城隍庙在济南解放后坍塌。今在其遗址还可见一只雕刻模糊的守门石狮及改为民房的过厅、后殿等。将军庙街作为中西方宗教文化碰撞的见证者,将长久地留在老济南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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