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想做个小说艺术家 面临价值观摧毁重建过程

　　继《西决》《东霓》之后，笛安的龙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南音》终于面世，本报率先对笛安进行了独家专访。

　　在新作《南音》中，笛安加入了两个新的人物，一个是三叔家里新的闯入者昭昭，另一个是和原有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暧昧复杂的局外人陈医生。主角南音用年轻女孩纯真透明的眼睛，见证和记录了所有的煎熬纠葛。随着一个令人无言的结局，南音一直以来的精神支柱崩塌了，而所有的浩劫才刚刚开始……

　　不仅仅是主角南音在书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大事件，笛安说自己也和南音一起经历了价值观的崩溃和重建。也许正是这些蜕变，才让笛安更成熟更冷静，也让笛安笔下的故事更有层次。

　　然而，成熟和睿智的笛安却有一把明媚的声音，在电话中，她用略带港台腔的语气，用节奏很快的语速，与你说起她的书、她的杂志、她的生活……

　　《南音》是一个从摧毁到重建的过程

　　在笛安的新作《南音》里面，南音已经成长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女青年。笛安说，二十几岁是一个女孩子变化最大的年龄，她们将面临着价值观摧毁重建的过程。而对于作者笛安来说也是这样，她的笔触不再局限于从前的那个小圈子，而将思维伸展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是一部系列丛书的成长，也是一个女人的成长。

　　山西晚报：有多久没回太原了？

　　笛安：如果是工作原因的话，很久没回去了。如果是私人原因的话，那回去得就比较多了，毕竟我还有很多亲人朋友在这个城市，过年过节会回来看一看。

　　山西晚报：对现在的太原还熟悉吗？

　　笛安：任何时候都很熟悉，这里是我的故乡，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记忆都很深。

　　山西晚报：所以你给自己的三部曲命名为“龙城”吗？

　　笛安：是的。

　　山西晚报：在三部曲中，你说《西决》写完之后感觉意犹未尽，《东霓》则笔触奔放，这本《南音》给你什么感觉？

　　笛安：《南音》给我的感觉很沉重，它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试图在里面探讨一些更为现实和深层的东西，而不是仅仅记录南音的生活。

　　山西晚报：对，《西决》和《东霓》给我的感觉是在说一个故事，而《南音》则是一段真实的记录，对这个时代更清晰更深入的记录。

　　笛安：是的，在《南音》的后半部分里面，出现了刑事案件这类比较沉重的桥段，这在我以前的作品里面，没有详细的描写。除此之外，医生和患者的矛盾、网民们对于网络的探讨，都在我的书中有所体现。总之，涉及公众话题的东西比较多，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只是描写一个小圈子。为什么要讨论这些呢，因为这些东西影响主人公的价值观从摧毁到重建的过程。而南音这个主人公，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从一个单纯的小女孩，走向成熟。

　　山西晚报：《西决》和《东霓》，是两个成年人的故事，而南音我们最初看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在这本书里，为什么不完整地讲她的故事而从二十几岁开始说起？

　　笛安：不会从南音小时候开始讲了，因为以前的故事在之前的两本书里面已然记录完整。在《南音》里面，主人公一出场就是二十几岁的大女孩，我想用它来记录一个女孩或者女人成长的跨度。女孩子二十几岁时，她的思维变化会特别大，可能会变成一个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人。

　　山西晚报：哪一个瞬间让南音一家四口走进你的脑子里来？是因为想念家庭生活，所以想写一家人吗？

　　笛安：2008年，在法国吧。其实那个时候想家的劲儿早过了，因为已经出去几年了嘛，就是想记录几个年轻人不同的命运，最初的想法其实很单纯，因为那时候毕竟还小，脑子里没有更深的思维，就是想写。那种冲动和现在理性的创作是完全不同的。

　　自我和非自我，会有清晰的界定

　　作为郭敬明手下的爱将，笛安和郭敬明有着共同的清醒和冷静。她不愿意被世俗的名词定义，而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作品；她能够非常清楚地界定工作中的非自我和写作中的自我；她对前辈的照顾心存感激，然而同时也肯定自己的作品。也许现在的文坛真正需要的是这样的人，露得了小脸，静得下心肠，分得清内外，耍得起理想。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永远没错。

　　山西晚报：你的书在书店里的分类书架上，往往被分到青春文学一类。青春文学向来忧郁一些，你的作品却让人感觉并不灰色。它们是不是介于青春小说和严肃小说中间？

　　笛安：我并不太在意自己写的东西是青春文学还是严肃文学，大家说它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写得好，看了的人说好，那就OK。其实在这几年，我经历了一个和南音一样蜕变的过程，因为我也是处在二十几岁这样一个年纪嘛！想的事情更多了，以前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包括对小说的理解，都在动摇，也经历了一个摧毁重建的过程。现在的我，觉得没必要非要用一个词语定义一件事情，也没必要用什么什么文学来定义我的文字。

　　山西晚报：从签到郭敬明旗下开始，你仿佛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者，而需要不断地露面，不断地宣传自己，你怎样看待自己的这种艺人化身份？

　　笛安：有吗，我没觉得吔。我见过一些真正的艺人，真正的艺人不是我这样。我只能说，我们这个公司的作者更时尚，更愿意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其实配合出书露面宣传什么的，这都是职业要求。我一向认为，职业的东西不必想那么多，它不代表真正的你，它就是一件事，做成这件事，就成功了。但是我觉得写小说属于私生活，它代表真正的自我，我会比较严格地界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白天去做一些外围的事情，晚上夜深人静时沉浸在自己的写作世界。

　　山西晚报：你的《西决》出版时，是苏童写序，《东霓》则是刘恒写序，你初出道就受到了很多大腕的力挺，真是很不容易。如果没有这些来自长辈的帮助，你会不会像今天一样成功？

　　笛安：说真的，我很感激这些前辈对我的照拂。但是实际上一本书有没有人买与它腰封上写着什么话，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除了作品得经得起考验之外，出版方、签约公司，也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些力挺对于我是另一种肯定，我非常感激他们。

　　山西晚报：我同事正在看最近一期的文艺风尚，一边看一边感叹太浪费了、太奢侈了，大面积的留白和插画，甚至比文字要占得尺寸多，你做这本杂志的理念是什么？

　　笛安：我想做一个异于从前的杂志，我希望这本杂志能够以文学作为核心，对华语电影产生支持，对一些好的社团进行记录。其实就是以文学做中心，做一些人文项目。《文艺风赏》将是一本综合性的文艺志，我希望这本杂志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程度：一个人的作品上了文艺风赏，那就说明他的文字获得了绝对肯定。

　　和父母的看法不在一条道儿上

　　尽管只是谈起和父母对写作的看法，笛安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作家这个词的看法。她不愿意再做一个传统的文人，而是把自己定义为“小说艺术家”，这样一个感性的名称。她弱化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无聊，只是做了一些绚烂的事而已。

　　山西晚报：你家里一家三口都是作家(父亲李锐，母亲蒋韵，都是著名作家)，你们在一起说话是不是特书面，并且不时蹦出一些可以流传文坛的经典对白？

　　笛安：哪会啊，我们都像平常的亲人一样。最经典的对白就是：女儿，这两天天冷你多穿点；或者：爸爸，少吃点油腻的东西，多吃蔬菜之类的。这是每一个家庭的经典对白。

　　山西晚报：你的小说一直在记录家庭伦理，你和父母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笛安：除去文学，我们和任何一个简单的家庭一样。说到文学，我和他俩的看法基本不在一条道儿上，没得谈。作家这个职业对于两代人的意义不一样，我爸他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他身上有很多属于文人的责任感以及社会担当，认为小说要有什么什么意义，而我称自己为小说艺术家，我创造美，创造阅读的愉悦，仅此而已。

　　山西晚报：在你的家庭里，一对优秀的作家父母和一个优秀的作家女儿，你觉得你的鸭梨大，还是你父母的鸭梨大？

　　笛安：全场无压力。作家这个工作我们选择了，于是我们就要做，就这么简单，哪来那么多鸭梨。

　　山西晚报：你在很多访问中说留学生活对你的改变比较大，你在留学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笛安：比较傻，和满大街十八岁傻丫头没什么两样，根本不懂创作，就是作文写得好点常被老师表扬，没人看得出我居然是个作家苗子。

　　山西晚报：其实你自己的经历就很特别，你的书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影子？

　　笛安：说实话，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意思。

　　山西晚报：你的人生没意思？为啥这么说？

　　笛安：是没意思。宏观地看好像和别人不同，其实我每天的工作也很枯燥。重复地在电脑前码字，重复和同伴讨论一本杂志该怎么出版，任何看起来有意思的人生都是由一个个无聊的片段组成的，可能就是做出来的事情看起来绚烂一些。

　　山西晚报：你能感觉到自己拥有超乎常人的成熟吗？

　　笛安：我没有觉得。在写作方面，我必须在一直成长，可能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一面，而生活中的我，之简单，之幼稚，和你平时所见的文艺女青年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