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胡懋廉高超医术获信任 宋美龄等慕名求医

　　戚亚男 罗俊荷/文

　　本期人物

　　胡懋廉(1899--1971)

　　天津人，中国现代耳鼻喉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21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193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曾任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副教授、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附属医院代理院长及耳鼻喉科主任。抗战时期曾任华西协合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三大学联合医院设于成都陕西街存仁医院的耳鼻咽喉科主任、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公立医院副院长，后医院更名为四川省立医院，任院长。在成都从医执教长达十年，是当时成都的三大名医之一。上世纪50年代先后任上海市第一医院(公济医院)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眼耳鼻喉科医院首任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

　　流亡成都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开始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任中央医院代理院长的胡懋廉留守南京负责内迁工作。随着时局的骤变，日军逼近，胡懋廉让其夫人带着4个未成年的孩子到成都投亲靠友，而自己仍留下负责全院医护人员和病员的撤离疏散和设备器材的搬迁工作，直到11月23日任务结束后，才带着一台收音机和几本家人的相册离开南京。仅20天后，南京沦陷。

　　胡懋廉刚来成都时，被中央大学医学院聘为教授，一家人在市区南打金街租房居住。如遇日军轰炸成都，就躲在地下室内。不久三大学联合医院成立后，胡懋廉任陕西街存仁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一家人就搬到华西坝上的中大医学院居住。就在他们搬到华西坝的第三天，他们初来成都的居住房屋就被炸毁了，地下室被全部掩埋。事后胡懋廉写了一首诗：“滥炸成都已寻常，母子下乡我公忙，流亡家遭燃烧弹，房屋虽毁人无恙。”以后中大医学院与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在正府街合办公立医院时，胡懋廉一家就又搬到东珠市巷65号居住。

　　流亡的生活是艰辛的，胡懋廉的夫人出嫁前是大家闺秀，婚后相夫教子，侍奉婆母，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到了成都后，一切都改变了。一家6口人靠胡懋廉一人工资维生，为了给家里节约开支，她学会了做饭烧菜，做衣服、织毛衣、纳鞋底做布鞋，就连四川的泡菜、萝卜干、豆腐乳她也学会了做。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胡懋廉不管流亡条件如何，都坚持自己的绘画爱好，还在院内栽种不少的花卉，如美人蕉、绣球花和向日葵等，甚至还要种番茄、辣椒和茄子等蔬菜。

　　不媚权贵

　　胡懋廉流亡到成都后不久，1939年2月，在存仁医院成功做了我国第一例喉癌全喉切除手术，为中国喉癌治疗迈出重要一步。他高超的医术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信任，慕名找他求医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有权有势的政界要人，如宋美龄、邵力子、戴笠、张群、邓锡侯等。他不畏权势，病情需要的治疗措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可以让学生锻炼的医疗工作，只要不影响医疗质量，就让学生做。

　　一天，时任川康绥靖主任的邓锡侯急急忙忙找到胡懋廉，说他一岁多的孙子得了白喉病，呼吸困难，请胡懋廉出诊医治。胡懋廉深知白喉病严重时可因气道阻塞导致患者窒息而死亡，他带上医疗器械和学生来到了邓锡侯的家里。孩子的病情果然很严重，必须切开气管抢救，否则将危及生命。他立刻决定就在邓锡侯家里给孩子做气管切开手术治疗。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要冒很大风险，特别病人是地方军政要人的孙子。可是治病救人要紧，胡懋廉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超的手术技巧切开了气管，取出堵住气管的很大一片伪膜，孩子得救了。

　　国民党要员邵力子的侄儿生病住存仁医院，托胡懋廉为其做扁桃体摘除手术，胡懋廉坚持教学医院的常规，在他负责技术把关的前提下，让下级医生做了这例手术。而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张群因鼻涕带血丝找胡懋廉诊治，检查过程中，他都要想方设法让助手参与，让他们从中学到一些检查方法。

　　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常来找胡懋廉看病，胡懋廉就对他说：人要多积德啊！少杀人，多干好事。他还建议戴笠：你不应该抓捕爱国学生，你可以让学生跑，然后假装在后面追，这样上面也怪罪不了你。

　　灵活多变的好老师

　　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济南的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纷纷迁到成都的华西坝，与同样是教会学校的私立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学。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同样也来到华西坝联合办学。此前教会在成都办的仁济男、女医院、仁济牙症医院和存仁眼耳鼻喉医院只提供给华大的医科学生进行临床教学实习。后来经过与教会的协商，1938年成立了“华西、中央、齐鲁三大学联合医院”，中大医学院戚寿南任总院长，胡懋廉出任陕西街存仁眼耳鼻喉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如此，三个大学的教师、学生都可以进入这几个医院教学、学习和工作。

　　抗战期间教学条件差，为了筹建教学实验室，胡懋廉带领学生一次又一次到城南郊区无主坟堆中收集颅骨，在半年的时间里找到了400多个颅骨，并制作成各种颅面骨标本和模型。为了训练学生做手术的基本功，他要求学生对收集来的各类型的鼻窦、乳突以及内耳标本等进行钻割操练，了解人体五官内部结构和形态。胡懋廉把他的绘画才能也用到了教学上，亲手绘制了大量生动、形象的教学挂图和手术设计图，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教学内容。他还指导学生制作各种标本、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临床动手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他建立了耳鼻喉科研究室，坚持主持每月一次的耳鼻喉科交流会和疑难重症讨论会，提高了全市和全地区的专科业务水平。

　　胡懋廉对流亡学生的生活也很关心，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刚从北平医科大学毕业到南京中央医院做实习医生的姜泗长流亡到成都，找到胡懋廉求职，胡懋廉得知他刚患过结核病后，就先资助他到成都结核病院休养了三个月，病灶稳定后才让他工作。此后姜泗长跟随胡懋廉学习多年，成为耳鼻咽喉科专家，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怪人”

　　华西、中央、齐鲁三大学联合医院的成立解决了流亡学生临床实习的问题，这实属不易，因为华大和齐大是私立的教会大学，而中大却是国立大学，姜泗长就因为各大学之间的矛盾而被解聘了。最后联合医院总院长戚寿南了解情况后，决定以中大的名义聘请姜泗长回医院工作，薪水由中大出。中大不少教授都提议自己办医院，正好四川没有省立医院，三大学联合医院办了3年后，中大就退出了，与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在正府街合办公立医院。戚寿南任院长，胡懋廉任副院长，四川省主席张群任董事长。

　　公立医院的筹建工作由胡懋廉主持，在战争年代要开办一所医院很不容易。当时日军频繁轰炸成都，市内不少学校都外迁郊县，胡懋廉他们就租了位于正府街的天府中学作为医院的院址。他们把教室用隔板一隔，一间教室就变成了多间门诊诊断室或病房，手术室也是很简陋的，手术台和手术用品基本都是自制的。在筹建医院那段时间里，胡懋廉顶着烈日、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当妻子带着孩子到乡下躲轰炸回家后，说：“三月不见你已变成个科学怪人了。”

　　1941年8月15日，公立医院终于开诊了，尽管各方面的条件还需完善，但至少可以满足医科学生的临床实习，可以为患者解除病痛。

　　条件简陋的公立医院让胡懋廉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为了教学，他自己设计、制作出各种教学模具。胡懋廉曾制作了一个学习诊断气管异物的教具。他的儿女曾回忆道：父亲把一只玻璃滴鼻瓶，去掉两头的胶皮帽，在瓶的大口端捆上两条乳胶手套的胶皮片，这样便模拟成两侧声带，该声带呈闭合状，瓶内放一粒瓜子，瓶下端连接一个喷雾器用的皮管与皮球，当挤压皮球时，瓜子被吹向上拍击胶皮，则形成 “声门下拍击声”。其他科的医生很惊异，胡懋廉的学生竟然可以不用听诊器，只听咳嗽声就能判断有无异物在气管中。因为有这样的教具，胡懋廉教的学生诊断气管异物的技术大大提高了。

　　他对年轻医生要求严格，决不允许对病人态度生硬，漠不关心，学生有不足之处，即当面指出。他言传身教培养出大批高水平的耳鼻喉科医师。

　　抗战时期在教育界有这样的说法：“教授瘦死，讲师讲死，助教叫死。”一般老师的薪水不是很高，胡懋廉一人的薪水除了解决一家6口人的吃饭外，还要为4个孩子读书交学费，生活负担是很重的，但他还时常接济同事。医院为了提高教授们的收入以维持生活，出台了一条规定：病人可以指定医生看病、做手术，但费用要高出1至2倍，这样医生就可以有多一点的收入。而胡懋廉却将患者“点名费”，分一部分给他科室里经济有困难的同事。每到逢年过节他总是邀请年轻同事到家里吃饭，让大家享受家的温馨。饭后大家还在一起表演节目，大家在胡懋廉家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节日，暂时忘却了流亡生活的艰辛。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医学院返回了南京，与四川省合办的公立医院移交给四川省，部分医院的工作人员先期回到南京。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入，公立医院改为四川省立医院并迁到青龙街，胡懋廉出任院长(上世纪50年代医院一分为二，成为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和四川省人民医院)。

　　胡懋廉的学生姜泗长回到南京两年后晋升为副教授，本已获得赴美留学名额，但因无人代替他教耳鼻喉科课程，而无法脱身。院委会表示同意选派姜去美国，前提是胡懋廉需返校授课。远在成都的胡懋廉得知此事，立即向医学院表示：让姜泗长出国深造，我回来代课。随后，胡懋廉和家人先后从成都回到了南京，从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成都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胡懋廉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眼耳鼻喉科医院的创建，并担任院长，后又调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继续从事教学和医疗工作，直到1971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