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南京大屠杀：日军对妇女的强奸案起码有2万起(3)

　　“良民证”

　　约两百名年轻妇女来磕头，恳求我让她们留下来，而我们并没有强迫她们回家的想法。后来，当米尔斯走时，她们在他的汽车前哭泣和磕头。可怜的姑娘们！

　　——1938年2月4日《魏特琳日记》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南京成立了伪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伪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本人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

　　同时，日军规定，所有中国市民必须登记领取“良民证”，否则便认作是中国便衣队，格杀勿论。这种残酷的殖民统治，更包藏着有组织屠杀的祸心。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被设立了一个登记点。登记对象并不限于这里收容的妇孺，而是包括了周边安全区内的大量中国平民。

　　男子的登记首先开始。魏特琳注意到，前来登记的男子主要是老人和残疾人，“因为大多数年轻人不是逃走，就是被杀。”

　　日军通过翻译声称：“如果是中国士兵，应该自首，那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他们所说的“中国士兵”，不但是已经放下武器的现役军人，曾经当过兵的也算在内。有人“承认”了，被拉到校园的东北角集中，然后又被日军带走。即便是那些从未当过兵的男性，也被一一检查了手掌。日军从手掌的粗糙程度来判断他们是否有从军经历。那些裁缝、小贩、手工业者，也被归纳到“中国士兵”中。

　　几天后，这些人中的一个又回到了安全区。他告诉魏特琳，当天一起被带走的二三百人都被杀死了，他侥幸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随后对女性的登记充满了羞辱。魏特琳观察到，日本士兵像赶牲口那样将妇女们赶来赶去，并从中得到极大乐趣。有时还会将印记盖在她们的脸上。“日本人还强迫这些妇女为日本记者和摄影师露出微笑和高兴的样子。”

　　魏特琳甚至觉得，日本人要对中国妇女登记，只不过是为了挑选最漂亮的妇女作为强奸对象。有20名姑娘因为烫着卷发，穿着高档就被单独列队。幸而，日军企图将她们带走的当口，安全区内的外国人士和她们的亲属出面拦阻了下来。

　　“良民证”登记之后，日军试图取缔安全区。一些人按照他们的要求离开了，但很快又逃了回来。尽管安全区内也不能保证安全，在已经是人间地狱的南京城内，这里却是唯一能够提供庇护的地方。

　　日军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来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4千多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又回来。每天仍有女难民来学校，魏特琳顶着压力收容她们。

　　2月4日这一天，一队日本军人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求所有的妇女和孩子一律离开。魏特琳坚决地站立在他们和难民中间。她告诉日军，这些妇女的家都被焚毁了，无家可归，不可能离开收容所。

　　日军并没有向魏特琳发难，悻悻而回。那位跟随日军而来的中国翻译，悄悄地对魏特琳说，不要让年轻的女性回去，她们应该留在安全区里。

　　2月18日，迫于日军的压力，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不复存在。

　　这片不到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虽然从未像设立者期望的那样安全，但根据后来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安全区还是收容、救济了20万至30万的中国难民，让他们免遭屠戮。这样的数字让人不寒而栗——南京沦陷时，滞留城内的中国人约有50万人，也就是说，安全区之外，南京几乎被屠杀一空。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的前一天，拉贝回国。临行前，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他举行了告别茶会。消息传出，数千中国难民聚集到学校的大草坪。拉贝走出来与大家告别，数千人忽然跪地大哭，请求他不要离开。

　　拉贝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切听上去十分伤心和夸张。但谁要是也见过这里的悲惨情景，就会理解我们给予这些人的保护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们的某种英雄品质。”

　　在当天的告别词中，拉贝说：“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琳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将这些人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魏特琳依然选择坚守。她在日记中写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又一次敞开了。如果能为她们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收容所一直坚持到1938年5月底，安全区内最后的6个难民营都彻底关闭。在那之后，魏特琳仍以暑期办学的形式收留着约800名妇女。

　　安全区的新生命

　　下午在实验学校校园看到的一幕令我很恶心。我的狗莱蒂叼来一颗小孩的头颅，可能是被抛弃的或没被掩埋好的尸体。——1938年3月1日《魏特琳日记》

　　日本军队在南京大规模的屠杀告一段落之后，往日繁华的南京城已如人间地狱。

　　魏特琳和程瑞芳还以女性特有的对生命的敏感，记下女人在战争中的特有的际遇：怀孕、生产。血流成河没有让陷落之城停止繁衍，新生儿诞生的啼哭，像是为抗议残暴的杀戮而鸣。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研究中，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金一虹教授负责了“大屠杀期间的金陵难民所”课题。“魏特琳的日记里记载，有37名婴儿降生，他们挨过了灾难吗？”金一虹尝试着寻找这些打上了特殊烙印的生命，“他们的母亲呢？他们的家人呢？”

　　遗憾的是，金一虹的寻找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收获。“我们能找到的，确切出生在南京沦陷后难民营里的人，还非常少。”

　　沈庆武是为数不多的被寻找到的安全区新生儿之一。

　　沈庆武出生于1938年1月17日。他从父母那里听说自己初临人世时的场景：在一幢教学楼的楼梯下面，40岁的母亲生下了他。11岁的姐姐拿着剪刀剪断了脐带，当起了接生婆。

　　安全区里几乎每天都有生有死，在恶劣条件下，有的孩子得了白喉、腹泻、疟疾，悲惨地死去。魏特琳想法为苦难的孩子搞到一些奶粉和鱼肝油。因为很多中国贫苦妇女不会用奶粉喂婴儿，程瑞芳和她的三个助手除了忙于接生、找药，每天还要给几十个婴儿喂牛奶，给240名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

　　很多初临人世的新生命，还没有来得及看上这个世界一眼，就流星一样逝去了。据魏特琳记录，生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婴儿有37个，死亡27个。

　　战争给女性带来的还有另一重苦难，就是如何处理性暴力留下的孽债。金一虹介绍，美籍医生史德蔚在1938年底的日记中记叙，几个月以来，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要求“卸掉”“不受欢迎的包袱”——她们都是因为被日军强奸而怀孕。

　　史德蔚信奉基督教，反对堕胎，但他还是为那些妇女做了手术。他认为“遭强暴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为合法行为”。

　　魏特琳的日记也有过记载，她探望过29个可怜的弃婴。他们被遗弃的原因是他们的父亲很可能是日本兵。其中有6个小家伙大概活不长了，他们几乎都有梅毒。

　　魏特琳此时也希望以宗教抚平悲惨女人们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在沈庆武出生后的6周内，魏特琳安排每天两次聚会，一次为成年人，一次为新生的孩子，由美国圣公会留守的5位牧师来布道。

　　女人们很快学会了一些歌曲，魏特琳看到，这些女人特别喜欢唱的是《上帝，请拯救我的国家》、《我们热爱养育我们的土地》。

　　沈庆武出生一个多月后，沈家搬回了原来的住处安乐里。安乐里并非“安乐之地”。日军的大肆杀戮停歇后，危险仍然时常光临。“有一天，一个日本兵来到我家，让父亲对着墙壁站着，我父亲手里提了一根棍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弯腰去捡时，日本兵的枪就响了，子弹擦着父亲的头皮飞过。”父亲大难不死。

　　1938年5月底，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结束了作为安全区收容所的使命。但还有大量不愿回家或是无家可归的妇女滞留在这里。魏特琳没有顾忌日军的命令，仍旧让这些妇孺留在这里，甚至打开大门，又收留了原属于其他难民营的女性。

　　张连红说，这时候，安全区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魏特琳必须为收留这些妇女找一个理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一所大学，最恰当的理由就是开办“培训班”。

　　从1938年3月开始，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创办了22个难民学员班。教育的内容从扫盲到小学、高中水平各异。随后又设立职业训练班，教给她们织手巾、袜子等谋生的手艺。9月，她又为170多个失学女青年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

　　这些培训并不只是应付日军的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为了妇女们未来的生计。这些教育被分为“职业科”和“家政科”。魏特琳在日记中对教育的成果很满意，却也语含讽刺地说自己“教育出了出色的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