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节目寻找灿烂的人性 金庸赞刘姝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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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感动中国

　　不要说中国人已经人心如铁，路遇老人跌倒不扶，见小悦悦全都路过。和《感动中国》获奖者站在一个舞台上，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就会感到踏实，有信心。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是我们的DNA，一直都在。”——白岩松

　　本刊记者/徐智慧(发自北京)

　　时光流逝不易察觉，央视《感动中国》走到了第十个年头。十年前主持人是白岩松和敬一丹，今年还是他俩。白岩松说：“十年前我只是姓白，头发还没白，现在一半都白了。”敬一丹则说，“这是一个跟好人的约会，已经约会了十年。”

　　《感动中国》每年新春正月播出，跟春晚没隔几天，一年只播一期，却意外收获了巨大成功。原因何在？在这个商品社会肆意咀嚼了30年，信仰缺失、价值观沦落的时代，人们需要这样一个节目，也许就像溺水者需要有人援手拉一把。

　　这个超越了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关注人性闪光的节目，因何会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感动”诞生

　　2002年的一天，北京羊坊店路央视新闻中心评论部一间办公室内，十几个人正烟熏火燎地开策划会。

　　时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想做一个年度新闻人物节目，遇到一个困惑，若评年度新闻人物，必须包含胡长清，他是第一个因贪腐被处决的副省级高官。但又怕观众不能接受把一个负面人物评为年度新闻人物。

　　评论部副主任陈虻提出，做一个主题性的节目，既能把正面人物放进来，同时又把负面人物排除在外。在参加策划会的白岩松看来，《感动中国》的第一个火花就此诞生。

　　在随后探讨中，节目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既然叫《感动中国》，就得提炼“感动”的特质，最后定为：打动人心的人格力量。

　　打动人心的力量无所不在，这就要把“地位、职业、财富、影响力”这些外在因素排除掉，直指人心。有些人很草根，并不是一贯英雄伟岸，但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人性突然灿烂，这就是《感动中国》要寻找的人。

　　他们找到了张前东，这个四川矿工在已经脱险的情况下，转身又回到塌陷的井下，带领63位矿工兄弟走出洪水倒灌的巷道。

　　在制片人朱波看来，这不同于以前“高大全”的先进人物，张前东平时是一个普通矿工，放在人堆里都找不到，但危急时刻人性光辉一闪光，便足以照亮人们的心灵。

　　还有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员刘姝威，这个经济学者仅仅写了一个600字的内参，揭露上市公司蓝田股份的资金骗局，给自己引来了诉讼和死亡威胁。刘姝威当选第一届《感动中国》人物时，也有争议，有人觉得，她不就是写了篇文章嘛，怎么感动中国了？朱波则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勇于揭露骗局，代表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值得鼓励。

　　金庸先生在一次记者会上提到刘姝威，说她是当代中国的侠女。“不是拿刀剑的才叫侠义，拿起笔来主持正义也是侠义。”

　　《感动中国》原本准备在东方时空早间节目播出。第一期片子做出来后，时任新闻中心主任李挺先审片，看完一抹脸上的泪，对朱波说：“这么好的片子，放在早间播可惜了，让台里领导们看看片，争取放在晚间黄金时段。”

　　于是，这个时长2小时的节目被改在央视一套晚间黄金时段播出，同时，新闻联播做预告，《焦点访谈》做专题，央视能提供的最好资源全都给了，片子还没播出，就得到了超常规的优待。

　　人性之光

　　《感动中国》成功了，公众反响之热烈让制作团队大感惊讶，但也给他们增加了无形的压力。

　　节目一年年做下来，最大的难题倒不是寻找人物，而是在人物类型上有所突破。这既是观众胃口的需要，也是这个节目重塑时代价值观的内在需求。制片人朱波为此颇费脑筋。

　　“爱岗敬业，有重大贡献，以一己之力推动社会公平正义”，这些评选标准不可动摇。朱波觉得还可以突破。而宏扬传统美德和良好社会风尚，在人物选择上难以求新。

　　一天，他们看到了一则捐肾救母的新闻，朱波眼前一亮。山东枣庄人田世国，给患尿毒症的母亲捐了一颗肾，为防母亲担心，还想法设法瞒着她。

　　“每年有很多捐肾的报道，多是大人捐肾救孩子，孩子捐肾救母，还是头一次听说。”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朱波和策划一合计，就把他列为候选人上报了。

　　更大的突破，来自一个名叫尾山宏的日本人。尾山宏是日本著名律师，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向日本索赔，从1963年起，参与了近四十年来所有的对日诉讼案件。他还多次自掏腰包将中国受害者接到日本东京出庭。尾山宏的举动触怒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多次受到恐吓。

　　在一次汇集央视新闻中心精英的策划会上，《实话实说》制片人海啸推荐尾山宏。朱波表示反对，中国人还没选好，倒选一个日本人。海啸说，“你太狭隘了，尾山宏为了中国人利益，顶着‘日奸’的骂名，这样的人不能感动中国？”朱波调阅了尾山宏的所有资料，看完后感慨，这老爷子真不错，这个奖应该给。

　　尾山宏来中国领奖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同年获奖的还有杨利伟等名人，当他们坐在休息室里等候录节目时，进来几个年轻人，向尾山宏鞠躬，感谢他为了正义而奔波。尾山宏说，我不仅是为了中国人，也是为了日本人，为了人类正义，如果日本人拒不认错，忘却历史，对日本民族的未来没有好处。

　　尾山宏的入选，让《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打破了国别、地域限制，更重要的是，让这个节目的价值观突破了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局限，升华到人类正义的高度。2009年，他们再次把德国人萨布利亚·坦贝肯选为《感动中国》人物。这个盲人姑娘骑马穿越西藏，第一个开发出藏语盲文，创办盲童学校，给西藏盲童带来知识之光。

　　“打动人心的力量”，说到底就是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观，给社会提供什么榜样。

　　节目开播的几年，《感动中国》栏目组致力于纠正错误、扭曲的价值观：为抢救电线杆付出生命的大学生得不偿失，赖宁一样的救火少年不值得鼓励。通过回归人类普世价值，让《感动中国》的人物不仅被中国人民接受，也被世界人民接受。

　　不同于纯粹宏扬主旋律的作品，《感动中国》处处闪着人性之光，感动每个心存善意的人。

　　不仅如此，照看留守儿童的教师、艾滋病人义工的入选，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缺憾、不公的思考。一次做完节目后，《中国青年报》总编陈小川打电话给朱波，称赞他重塑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既有传承，又有新的倡导。

　　在这一点上朱波很自信，“中国人的价值体系是怎样的，在每一年的《感动中国》都有体现。”《感动中国》也许不像刚开播时那样让观众震撼，但这也说明，社会更宽容、理性、进步，以前特别感动的人和事，观众习以为常了。

　　“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再看《感动中国》，说明已经世界大同，人们不再需要榜样了。”朱波半开玩笑地说。

　　感动自己

　　《感动中国》开播两年后，各省开始效仿，推出《感动湖南》《感动湖北》等节目。

　　一次栏目组开会，有人在白板上写下“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相互激励。七八年过去，白板跟着栏目组搬家数次，上面写过无数方案，惟有这行字，从未被擦掉，已经成为《感动中国》栏目组的一个符号。

　　同样保持不变的，还有一个几乎没有变化的栏目组。9年来，制片人一直是朱波，主持人是敬一丹和白岩松，总导演樊馨蔓除了有一年因身体不适退出外，其余8年一直担纲“导筒”。甚至灯光、舞美、包装、录音等技术工种，9年来也一直没有换过。每年一到10月份，他们就知道，朱波的电话该打过来了。

　　这个超级稳定的制作团队，在央视非常罕见。

　　《感动中国》筹备制作最紧张的年底，同时也是商业演出市场最火的时候，晚会一台接一台。但当商演和《感动中国》相冲突时，外请的灯光师会毫不犹豫地推掉商演，有一年，灯光师为此推掉了上百万元的大型商演合同。而《感动中国》给音乐、灯光开的价格，往往远低于商演价格，但他们都乐意接受。

　　这让朱波很感动，“大家都认为这台节目有价值，有意义，值得干，就算经济上有损失，也不在乎。”

　　这台节目首先要保证真实，都是真人真事，获奖人物到北京录节目时，接待人员只能跟他们叙几句“北京冬天习不习惯”“衣服够不够”之类的寒暄，与节目有关的话题一概不能谈。樊馨蔓每次都叮嘱工作人员，最多只能让获奖者上台走走位置，不能泄露跟节目有关的信息，让他们上台自由发挥，录制时一条过，不允许失败，不能重来。

　　“跟别的节目不同，《感动中国》的录制，是按照纪录片的模式做的，我们只是记录现场发生的故事，原则只有一个，保证真实。”樊馨蔓说，录制这台节目，需要十台摄像机天衣无缝地紧密配合。要保证现场不发生失误，就要预先进行大量模拟，工作量十倍于平常。“每次一录完，摄像师、导播都像做了一次减肥运动。”

　　《感动中国》因其真实，打动人心，同样把这个团队凝聚在一起。《感动中国》首先感动了制作团队，所以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一台充满敬意的节目，看到的是去除虚饰的白岩松和敬一丹。

　　每次来到《感动中国》录制现场，白岩松会卸除主持人身份，以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份参与节目。“累，当然会累。掉眼泪不累吗？”他说。但他坚持职业新闻人准则，在舞台上做自己该做的，不许掉眼泪。他说自己的泪，在事先看片子时已经流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