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日记成南京大屠杀铁证 虐杀令侵华日军惊讶
二战后,日本右翼集团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力图销毁、篡改一切相关的文字、图像资料。但四本以当事人口吻写出的战地日记却成为日军屠城的铁证,在白纸黑字面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哑口无言。
“活菩萨”留下的《拉贝日记》
约翰·拉贝,德国汉堡人,出身背景不很光彩,是二战时期的纳粹党徒,1919年还一度被与德国宣战的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驱逐出境……但就是这样一个身份复杂的人,却被南京百姓敬称为“活菩萨”。
在1937年日军屠戮南京的悲惨岁月里,拉贝从日军屠刀下挽救了成百上千的南京难民的性命,他为难民日夜奔走,不断给日本当局施压,两次累昏在南京街头。他写下、拍下的珍贵的战争日记与照片成为日后审判刽子手的铁证,他被日本人驱出南京回国后,又被德国盖世太保软禁,被苏军投入监狱,晚景孤苦凄凉,糖尿病严重。南京市民闻讯后发起捐款热潮,筹集几千美元将他赎出监狱,恢复自由身。 拉贝在抗战胜利后的第5个年头溘然长逝,当时无人知晓,没有任何悼念活动。他的墓碑上只刻下这样一行文字: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
1937年日军向南京进攻前夕,当时身为西门子分公司经理的拉贝从北戴河赶回南京,被一些外国人推为南京安全区主席。拉贝利用特殊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南京难民。在自己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拉贝日记》字字血泪,日军的残暴、中国人的凄惨,都被拉贝真实地记录下来:
1937年 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2月24日——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2月25日——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亲自登记,而且要在10天内完成……20万人!怎么办?整批年轻力壮的男人已经被拉了出去,他们的命运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还有整批的年轻女子被拉出去,因为要成立一个很大的军中妓院。
1938年1月1日——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用任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着一条裤子。
……
1996年,《拉贝日记》在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及邵子平博士等人的寻访下得以重见天日。12月13日,在美国纽约的南京大屠杀纪念大会上,拉贝外孙女赖因哈特女士将2000多页的日记副本首次向外界公开,立即引起轰动,成为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详实的史料之一。日记中记述了城区内的600多例个案,很多可与其他资料互为佐证,如幸存者李秀英等。
1997年8月,在整整60年之后,《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得以公开出版,后人为拉贝写下这样一段令人感泣的人生定评:他是1937年万千南京百姓的恩人,是那个苦难年代里中国人的朋友,是一个坚持人道主义精神敢与暴政强权直面抗争的英雄!
东史郎:让我惊讶的虐杀
除了拉贝等现场目击人的记录外,当年参与屠杀的侵华日军也有人心灵忏悔,以亲历者的观感写下了当年的惨状。这个人叫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生,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人。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奉天皇之命应召入伍,系日军第16师团步兵20联兵队上等兵,参与了1937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暴行。《东史郎日记》又叫《东史郎战地日记》,是东史郎如实记录自己随日军第16师团入侵中国华中地区时见闻的一本日记,共有5卷37万字,日记中含有证实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东史郎记述了士兵西本在原南京最高法院门前残杀中国人的暴行。
记录如下:二十一日奉命警戒城内,我们又离开了马群镇。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是一座灰色大建筑,法院前有一辆破烂不堪的私人轿车翻倒在地。路对面有一个池塘。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支那人,战友们像小孩玩抓来的小狗一样戏弄着他。这时,西本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这个支那人装入袋中,浇上那辆汽车中的汽油,然后点火。于是,大声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装进了邮袋,袋口被扎紧,那个支那人在袋中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西本像玩足球一样把袋子踢来踢去,像给蔬菜施肥一样向袋子撒尿。西本从破轿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子上,在袋子上系一根长绳子,在地上来回地拖着。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皱着眉头盯着这个残忍的游戏,一点良心都没有的人则大声鼓励,觉得饶有兴趣。西本点着了火。汽油刚一点燃,就从袋中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袋子以浑身气力跳跃着、滚动着。有些战友面对如此残暴的玩法还觉得很有趣,袋子像火球一样满地滚,发出一阵阵地狱中的惨叫。西本拉着口袋上的绳子说:“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吧! ”说着,在袋子上系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将袋子扔进了池塘。火渐渐地灭掉了,袋子向下沉着,水的波纹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突然,砰砰!手榴弹爆炸了,掀起了水花。 过了一会儿,水平静下来,游戏就这样结束了。像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算不上什么罪恶,只是西本的残忍让我们惊诧。一会儿,这伙人便将上面的惨事统统忘记,如同没事人一样又哼起小曲上路了。
战后,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嫉恨。东史郎的家里接到不少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东史郎还被起诉,东京地方法院竟判东史郎败诉,公开登报道歉,并向日记涉及的西本支付损害赔偿金两百万日元。
面对人身威胁,东史郎及其家属不为所动。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灾难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
1987年12月至1998年3月,东史郎先后4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
1998年3月,东史郎第四次来南京时,将他的战时日记、勋章和军旗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纪念馆联系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
一个美国女人的血泪控诉
1937年12月,在南京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一位美国女人凭一己之力抢救出上万名中国人,使成百上千的中国女性逃出日寇虎口免遭凌辱。她被蛮横的日军辱骂乃至殴打,却生死无惧地挡在难民栖身的学校大门前,怒喝:“你们不许胡来,这是美国学校! ”。她的名字叫明妮·魏特琳,时任金陵女子大学教育学院主任。 1940年5月19日,长期操劳的魏特琳得了精神忧郁症,不得不离开了她工作了20多年的中国。
在美国治疗期间,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 ”“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她去世后,墓碑上刻着四个汉字:金陵永生。
魏特琳女士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以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她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杂志上发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 90年代初,耶鲁大学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日军攻陷南京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魏特琳写道: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一次,魏特琳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的太阳旗臂章来给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 ”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程瑞芳的《首都沦陷金校留守日记》
程瑞芳(1875年-1969年8月),祖籍湖北武昌,是第一个以日记形式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当时,她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宿舍管理员)。南京城陷前夕,魏特琳、程瑞芳、陈斐然组成了三人非常委员会,负责留守学校,建立金陵女大难民所,收留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程瑞芳日记》于2001年12月初在整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零散档案时被发现(又称《首都沦陷金校留守日记》),程瑞芳日记记录自1937年12月8日起至1938年3月1日止,正好是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全城大规模屠杀的时间。
在日记中,程瑞芳写道:“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60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40多岁,两个兵用过,简直没人道……现在(安全区里)大约有九千多人了,外面的走道上睡了人,如同沙丁鱼在盒子里。……现在日兵清理街道,把死人埋了,或是烧了街上的死人太多了! ”《程瑞芳日记》是首次发现的中国人以亲历见闻形式记录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记。它与《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互相印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又一重要铁证。□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