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方言写作的困境与乡土叙事的难题

　　没有母语的写作

　　——方言写作的困境与乡土叙事的难题

　　什么是母语？严格说来，母语只能是你小时候接受的那种你用来思考的语言。用这个标准，我们平时挂在嘴边的“汉语是我的母语”这样的话，就需要反复推敲， “汉语”在哪里呢？就我本人而言，我常常在这样两种处境中徘徊：一种是当我回到家乡，和我的乡亲父老生活在一起时，我用家乡的南通方言思考和说话，这个时候，我处在南通的风俗人情、社会世相之中，我的母语就只有一种：南通方言；另一种情况是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开始用普通话，普通话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思维语言，但是，这种思维语言和人情、世情、记忆、生活的联系，显然不如南通话那么紧密。

　　这种南通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交叉的时候我常常需要特殊的“脑内转换”才能完整地翻译表达。比如南通话里有“吃茶” ，在普通话里是“喝茶” ， “吃茶”在南通是特别有人情味的一种邀请，而“喝茶”常常是不带人情味的，通常是为了解渴，但是，在普通话里没有“吃茶”的说法。

　　那么我到底应该用什么语言来写作呢？用南通方言？当然好，它的语词、语法，甚至音效，都是和生活相接的，尤其是用来写家乡生活，可以非常好地描摹我的南通乡土生活、思想、知识。但是，我现在能熟练操作的书面语，恰恰不是南通话，而是普通话，很多词在南通话里有，普通话里没有；或者，我也可以依靠南通方言词典来写作，但是，方言词典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另外，一种需要词典的写作还是我的“母语写作”吗？

　　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曾经说：在中国方言和方言之间的差距，也是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差距。我把它稍稍延伸一下，也许可以这样说，相对于普通话来说，很多汉语方言是完全的另一种语言。按照“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的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世界；一种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为该语言系统所独有，与其他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不同。如果是这样，我们会发现，方言作为母语是如何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应对) ，而他们各地的方言母语，又是如何地“与其他语言系统中所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不同”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会出现河南人、湖南人、四川人的说法，我们会经常发现一些小型公司，他们的老总是湖南人，那么他招的员工就几乎全部是湖南人，他们的老总是四川人，那么他招的员工就可能全部是四川人，为什么呢？如果有语言学的知识，我们就会发现，真正把他们勾连起来的是语言，他们的方言母语。说方言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加强认同感的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仅是声音不同，更重要的是整个编码系统和规则的不同，他们之间的互相理解，来自这种语言上的特质。局外人很难真正切入他们的“互相理解” ，基于方言母语的理解。这是方言在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

　　认识这种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很多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方言，以及方言在当今存在的意义：方言不仅意味着一种语言(发音)，还意味着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传统和风俗系统。

　　我恰恰失去了这种“方言母语” ，我所处的状态，严酷一点儿说，是一种失去了母语的写作状态。有的时候我甚至想，我在用普通话写作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外语写作” ，然而又恰恰是普通话被指定为我的母语——这也许可以说是被动的，但是，有的时候又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在我青年求学阶段，我曾经为我的南通口音而羞愧，我曾经花了极大的精力来消灭我的南通口音，我不仅逼迫自己说普通话，还逼迫自己用普通话来思维，以至于现在这种“普通话”崇拜已经内化成一种自动的选择了，普通话作为思维语言的习惯开始固化。我已经不会用方言写作。

　　我想这种困境在当代作家中，尤其是在南方作家中普遍存在，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方言母语，选择用普通话写作，但是，普通话给他们的“写”的能力其实是受限的。没有母语思维的原生态语言支撑，一个人的语言表达就会严重受限；而方言和地方乡土生活的结合的紧密性，也是普通话不能替代的，没有这种紧密性，小说作为语言艺术就是跛脚的；也许伟大的小说只能诞生在某种方言之中，对于小说家来说，方言不仅意味着一种语言能力，还意味着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风俗人情系统，离开了方言，我们就离开了这种“系统”的支撑。

　　如何回到系统之内去？我们选择怎样一种写作，才能弥补我们的普通话语言缺憾？我在想，要回到一种方言写作去，那是不现实的，局部的弥补也许有可能，但是，如何让普通话写作受到“方言”的局部支撑呢？我还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也许需要今天的乡土作家去有意识地实验和探索——复活一种语言，然后让这种语言代表的文化、思想、知识，它的风物人情系统得到呈现、保留和张扬，让这种多样性得到保护，这是艰难的工作，但是，应该是小说家非常重要的工作。

　　(葛红兵  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