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蔡元培的“北大之约”意外取消

　　《苦闷的象征》是日本学者厨川白村（1880—1923）的文艺理论著作，l924年2月在日本由改造社出版。当时，我国“五四”新文学作品主要抒写了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众多苦闷，《苦闷的象征》的问世，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中国“五四”“苦闷文学”的一种艺术理论总结。

　　l924年4月8日，鲁迅买到日文版《苦闷的象征》，9月22日便着手翻译，10月10日译完，第一、第二部分还连载于l0月1日至31日的《晨报副刊》上，1925年3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出版。而与此同时，丰子恺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由《上海时报》连载，后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相比之下，丰子恺的译著略显稚嫩，且无前言或后记。而鲁迅其时已卓然成家，他专门写了《〈苦闷的象征〉引言》，既简要介绍了原著者厨川白村，又对《苦闷的象征》的美学观点进行了论述。

　　丰子恺曾说过：“他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这当然是谦词，但一些读者包括鲁迅本人对此似乎有较为实事求是的评说。如季小波（丰子恺的学生，与鲁迅也有交往）就在比较后认为，在翻译的某些方面，鲁迅不如丰子恺，但鲁迅的文章却无疑是大家手笔。并且指出，丰子恺的译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鲁迅的译文诘屈聱牙，有些句子还长达百来字。为此，他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将厨川白村的原文及鲁译、丰译的同一节、同一句译文互相对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还谈到直译、意译和林琴南文言文译的不足之处。几天后，季小波收到鲁迅寄来的长达3页的回信。鲁迅不仅表示同意季小波的看法，认为自己的译本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还在信中幽默地说：“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由此，也充分表现出鲁迅的谦逊和坦诚。

　　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由画家陶元庆陪同去景云里拜访鲁迅，当谈到《苦闷的象征》一书的中译本同时在中国出现时，丰子恺不无歉意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敬仰之意溢于言表。可鲁迅却对丰子恺说：“哪里，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没什么关系的，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鲁迅认为，一本外国书完全可以有几种译本同时存在，以取此之长，补彼之短。鲁迅的这一态度消除了丰子恺的顾虑，他俩之间的距离因此缩短了许多。

　　丰子恺鲁迅同译

　　《苦闷的象征》

　　周惠斌

　　爱因斯坦

　　1920年8月底，曾任教育部次长的袁希涛访德时与爱因斯坦相识。他注意到8月24日在柏林举行的“反相对论”集会，以及随后关于爱因斯坦意欲离开德国的报道，便电告蔡元培说，“爱（因）斯坦博士有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

　　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这一邀请。当时，爱因斯坦产生过离开德国的念头，但仍下不了决心，因此并未接受蔡元培的这一邀请。

　　1921年3月，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美考察，并把邀请欧美教授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在他列出的学术名流单子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3月16日，蔡元培抵达柏林的第三天，专程拜访爱因斯坦，当面邀请其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婉言拒绝，说他担任着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德国方面不希望他离开柏林太久。但他向蔡元培表示，“很愿意稍迟一些访问中国”，还询问在中国应该用何种语言演讲。蔡元培说可以用德文，然后由像夏元瑮这样的学者翻译成中文。一旁的夏元瑮教授则提议也可用英文讲学，但爱因斯坦马上否决这个建议，声称自己的英语太差。这次拜访，蔡元培感受到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友好和访华意愿，于是坚定了邀请其来中国讲学的信心。

　　1922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的电报称:“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博士于秋间往东京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蔡元培显得十分激动，当即复电：“电诵悉。Einstein博士来华讲演，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祈转达。”蔡元培明知爱因斯坦讲学两周，却开出以月计的酬金，可知其内心希望爱因斯坦在中国停留得更长一些。这封第三次邀请爱因斯坦访华的信函，于4月8日到达柏林，并由中国驻德公使转交给爱因斯坦。

　　科学界泰斗爱因斯坦曾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承诺在北大作为期两周的讲座，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成行，这成为爱因斯坦的“莫大痛苦”和蔡元培的“最大遗憾”。

　　然而，蔡元培与爱因斯坦结下的深厚友谊，以及蔡元培对传播新学新知所作出的贡献，仍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谈。《名人传记》近期披露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爱因斯坦承诺来北大演讲

　　蔡元培偶识相对论

　　爱因斯坦（Einstein）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给时间、空间和物质的基本概念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摧毁了“牛顿世界观的旧体制”，被称为“革命的物理新说”。

　　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宗教信仰问题发表演讲，演说词发表于《中华新报》，里面讲到一个观点：科学不能解决的有关时间、空间的问题，要靠哲学来解决。

　　在日留学的许崇清不认同此观点。当年9月，他发文反驳，说“方今自然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与宙）之研究，则有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之‘对性原理’”，并介绍了狭义相对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

　　这篇回应蔡元培的文章，使许崇清意外地成为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看到许崇清的文章后，蔡元培向远在德国柏林、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的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教授请教有关知识，并索要了一册介绍相对论的简明读本，成为中国较早接触相对论的学者之一。1920年8月许崇清回国后，心胸开阔的蔡元培邀请其在北大任教。

　　许崇清的那篇文章发表后，国内陆续出现其他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不久，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掀起了中国第一波“爱因斯坦热”。

　　邀请罗素访问的是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其费用由讲学社赞助。1920年11月到1921年3月，罗素在北京大学作了“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等五大系列演讲，多次详细和系统地介绍相对论。罗素被称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在中国知识界有显赫声誉。他的演讲很快被翻译发表，使爱因斯坦的名字和相对论在中国广为流传。

　　1922年6月下旬，蔡元培收到从中国驻德使馆转来的爱因斯坦于5月3日发出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表示，访问日本结束后，“深愿于本年冬季至贵国北京大学宣讲，其时以两星期为限”，同时提出酬金问题：“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大概考虑到夫人随行等因素，爱因斯坦提出两项具体条件：“第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蔡元培考虑到爱因斯坦能来北大讲学是最重要的，酬金问题可以慢慢想办法解决，于是马上电告驻德公使：“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底，蔡元培收到驻德公使转来的爱因斯坦的答复：“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精心筹备爱因斯坦访华事宜

　　单滨新

　　获悉爱因斯坦承诺访问中国，国内知识界十分兴奋。蔡元培动员各方筹集资金。当时北大财政拮据，爱因斯坦一千元美金的开价是个天文数字。北大原提出的酬金一千元华币，已相当于当时大学教授月薪的三倍以上，现在换成美金，蔡元培确实感到“真不知往何处筹措”。7月初，蔡元培赶赴山东，向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梁启超说明有关情况。梁启超当即答应他自己的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在多方支持下，酬金有了着落，蔡元培松了一口气。

　　蔡元培利用北大阵地组织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营造了浓厚的氛围。为表示慎重和更好地体现对爱因斯坦的诚意，蔡元培又忙着收集各方签名，起草致爱因斯坦的欢迎信。12月8日，蔡元培发出了这封用德语写的欢迎信，表示“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

　　元旦前后，蔡元培收到爱因斯坦12月22日发出的信。令他惊讶的是，爱因斯坦访华计划竟然取消了。

　　爱因斯坦在信中说：“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爱因斯坦称不能到中国，对于他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而蔡元培则说这是“最大的遗憾”。

　　但蔡元培为爱因斯坦访华而做的种种努力，客观上推动形成了一个宣传、普及相对论的高潮，促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爱因斯坦的风采与成就也激励着中国有志之士。

　　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