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申遗”第一人侯仁之：考上燕大要感谢冰心

　　2011年12月6日，侯仁之在北大校医院度过他100岁的生日。回顾这位历史地理学巨擘走过的百年历程，朴实厚重，洗尽铅华。他首创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学科，还是将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他在33岁时所说的这番感言，更像是对自己一生的预言。

　　考上燕大要感谢冰心

　　“出生之时，辛亥风云正炽”，动荡的1911年，侯仁之生于河北省枣强县的一个小镇。母亲生育他时已近40岁，老来得子格外宝贝，给他取名光临，学名仁之。两年后，弟弟出生，名重临，学名硕之。母亲在孩子们的教育上颇具眼光，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侯仁之写过：“幼岁体弱，几不得进学，”父亲工作忙碌，无暇顾及，全靠母亲为他订阅上海广学会的《福幼报》和其他读物，才得以启蒙，而当时在那个小县城，这无疑是极为“奢侈”的事情。

　　因为身体极为虚弱，仅初一，侯仁之就断断续续读了3年。1926年，他转到一所教会学校博文中学就读。想参加学校的篮球比赛，但面黄肌瘦的他接连被拒之门外。大受刺激的侯仁之，由沮丧而生出豪气：打篮球不得，那就练跑步吧！他跑完整整一个冬天，风雨无阻。来年春季运动会上就被体育委员拉上了赛场，结果一鸣惊人取得冠军。

　　从此，他的生活就像随着奔跑苏醒了一样，不仅踢起了足球，甚至参演话剧反串女角，参加演讲比赛夺得头名……上世纪30年代，他就读燕京大学时创造的5000米长跑纪录，一直保持到1956年，才被北京大学的后生辈打破。良好的身体素质也为他日后繁重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80岁高龄，他每天都会在北大燕园跑步锻炼身体。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对于侯仁之和其他无数热血青年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2年初，21岁的侯仁之在学医还是学文的选择中摇摆不定，前者是父亲的殷切期待，后者则是自身兴趣之所在。这时弟弟侯硕之以鲁迅和郭沫若为例，说他们原都学医，后却都改行做了文学家，兼作历史研究，对社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当时侯仁之又恰巧读到顾颉刚写的《古史辨》，大为倾心，最终决定报考顾颉刚所在的燕京大学历史系。

　　多年后，侯仁之提起当年决定他一生走向的考试时，连说要感谢冰心。他上初一时即读到冰心的处女作小说《超人》，当时感觉触电般的会心和惊喜，新文学由此向他敞开了大门。燕大的那场国文考试，冰心正是命题老师，她当时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作文题目：一篇是《雪夜》，另一篇是《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饱读书卷的侯仁之，对这两个题目都得心应手，奋笔疾书便交了卷。他的英语成绩一般，最终国文考试的高分助他如愿以偿考上燕大历史系，还获得了四年的奖学金。距离初见冰心的56年后，1988年，侯仁之不忘将自己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专呈“冰心我师”，在信中深情致谢：“如果不是《超人》把我带入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如果不是在燕京大学入学的语文考试中由于您的命题而得到顺利过关，我恐怕也就不会和北京结下这种不解之缘了。”

　　和孙道临一起被关进日军监狱

　　采访侯仁之，说着说着就往往变了方向，不知不觉话题就被侯仁之引到了自己老师的身上：“顾颉刚老师好极了！洪业老师好极了！”这两位老师是对侯仁之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大二时，侯仁之开始听顾颉刚讲“中国疆域沿革史”。1937年侯仁之本科毕业后，顾颉刚任历史系主任，留他做助教，同时读研究生。“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顾颉刚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的研究生。侯仁之陪伴老师洪业的时间相对更长，在洪业那里，他学习到一生的治学方法。而且洪业极富个性，1945年，当侯仁之的《天津聚落之起源》一书出版时，他十分高兴，写信请老师作序。洪业当即回信，予以拒绝，信中称：“……吾读书但恐无成，倘薄观约取，厚积薄发，而能有述作，当不求人为序。”

　　侯仁之在学术上渐渐崭露头角，历史也在风起云涌地变化，他注定不可能做一个书斋中的学者。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沦陷区内的一座孤岛。侯仁之担任了燕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的工作主要是协助一些自愿赴解放区或大后方参加抗日工作的学生离校。

　　在燕大，侯仁之不仅收获了学业，还有爱情，1939年他和燕大的同学张玮瑛结婚。两人7年爱情长跑后，在燕大临湖轩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小型婚礼，到场连新人一共才7位，校长司徒雷登作了他们的证婚人。以后的岁月中，侯仁之和妻子琴瑟合鸣，相濡以沫70多年，相伴至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日军占领，20余名师生被捕，侯仁之是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被押往日本宪兵队总部，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室。当时和他关在同一间牢房的，是年轻的孙道临。侯仁之回忆说，我一看孙道临在，高兴极了，因为他哥哥是我秘密送到解放区的。他笑着向不解的孙道临解释：你在，你哥哥不在，说明学生去解放区的事情还没有被发现啊。日本人在监狱中多次审问侯仁之，侯仁之闭口不提，一口咬定自己是基督教大学教授。

　　次年6月，日本人的军事法庭判侯仁之徒刑1年，罪名则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缓刑三年，取保开释。导师洪业教授告诉他，拿起笔，做学问。但做学问也不得安宁，经常有穿便衣的日本人上门，甚至还有汉奸来拉拢，动员他到敌伪的研究机构供职。后来，侯仁之找到了一个地方教书——天津工商学院，当时是法国天主教的大学，以新工作做挡箭牌，才能搞起研究来。这期间，他写完了著名的学术论文《北京金水河考》和《天津聚落之起源》。

　　一生研究北京城

　　“知之愈深，爱之愈坚”，这是侯仁之在自己晚年的文集《晚晴集》里，写给北京的动人情话。上世纪50年代起，每年北大新生入校所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他的风采谈吐曾给历届学生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文革”时课程中断，“文革”后继续开讲，一直讲了20多年，直到侯仁之因年事已高退出讲台。

　　侯仁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早在1946年夏远涉重洋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之前，他就开始积攒一堆研究北京城的资料。侯仁之跟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达比教授，攻读历史地理学博士，博士论文的题目就叫《北平的历史地理》。1949年，侯仁之刚拿到博士文凭，就听说祖国解放了，万分喜悦。临行前，他带上大量的北京历史地理资料，摞起来有一米多高，戏称为“砖头瓦块”。因为博士论文研究的方向，北京被定为首都后，侯仁之顿时成为热门人物。他被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讲授地理，不久就搬到燕南园61号居住，一住就是60多年。

　　1950年，他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被并入北大，侯仁之担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任刚刚成立的地质地理系主任。他在这一年正式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将其从历史学的附庸中独立出来。

　　上世纪60年代，他参加了六省区治沙会议后，把研究领域拓展到了沙漠。1960年开始，侯仁之利用假期，带领部分师生进入西北半干旱地区，对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进行调查。在沙漠中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察，在中国还前无古人。侯仁之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在他的带领下，西北地区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北大也建立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方向。他的研究为营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不过“文革”强行中断了他正攻关的课题。1969年，侯仁之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每日背着120斤重的砖往返于40级台阶之间。侯仁之去时带了个扁担，返京时又带了回来，他自己打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等到“文革”结束，渴盼工作已久的他马上重新奔赴西北考察。尔后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长期保护不善的卢沟桥才有今天的模样，莲花池才得以仍在北京西站旁碧波荡漾……1982年，“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也是经侯仁之倡导后开展起来的，现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已有110座。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评价道：“侯先生学历史出身，但他的眼光一直是看向窗外的，告诉我们要到自然当中去，念活书，经世致用。”

　　中国“申遗”第一人

　　1984年，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也是在这一系列的访问中，他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有外国学者问他，中国有无数珍贵的文化遗址和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学者的敏感，让第一次接触“申遗”的侯仁之久久不能释怀。

　　1985年，他甫一回国，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明确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建议我国尽早加入这个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当年12月12日，中国便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成为我国第一批入选的世界遗产名录。现在，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居全球第三，已达41项。中国“申遗”第一人的美誉由此而来。

　　侯仁之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90岁时，他坦言：“说实话，名利之心过去是有的，可是到了今天，‘名利于我如浮云’。”他开始专注于写作，出版了一本自选集，名为《晚晴集》，取“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之意。95岁时，仍坚持每天写作、整理文章书籍，还会上网看看信息，悠长平和，活得越发像个老神仙。

　　1999年那场著名的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发，有人曾在文章中回忆，深夜1点多了，他们在未名湖南岸的慈济寺遗址旁，看到一位拄杖的老人，正是88岁的侯仁之，在黑暗中静静地仰望星空。当流星划过，他也像年轻人一般兴致不减，为之叫好。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1期 作者：黄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