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埋伏狙击”拍小鸟 趴几小时等1秒

　　记者 王磊

　　“摄像、灯光，还有导演我，一起趴在芦苇丛里，一趴五六个小时，就为了等小鸟从窝里跳出来，等那1秒钟——其实还不到1秒。”自然类纪录片《中国珍稀物种·震旦鸦雀》，新年伊始在上海纪实频道播出。它首次展示了“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在芦苇上取食、求偶、育雏的种种场景，还展现了这种鹦鹉大小的鸟的“家庭生活”和“生活中的情感”。拍摄震旦鸦雀小鸟离巢的镜头，是导演项先尧难忘的一段经历，他用“埋伏狙击”4个字来形容：套上摸鱼人常穿的橡胶服，再罩上雨衣，被芦苇丛中的蚊虫“簇拥”着，慢慢接近拍摄对象，不能出声，动作幅度也要尽量小……“拼命Hold住”。

　　摄影机“视力比较差”

　　《震旦鸦雀》的拍摄历时一年。最初，《中国珍稀物种》摄制组听说华东师范大学的鸟类专家正在跟踪研究这种鸟，就跟随专家去了崇明岛上的一处科研基地；不过到了那里，才发现这个“科研基地”并没有想象中的实验室和设备之类，而要拍到第一手资料，找到鸦雀的巢，得深入湿地。

　　“第一眼看震旦鸦雀出没的湿地，只见一片白茫茫的芦花，芦花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芦苇杆。芦苇荡深处不断传来鸟叫，却根本看不到鸟。有时会看到芦苇上有个黑影跳动，可瞪大眼睛再看，早已无影无踪。”项先尧告诉记者，崇明的湿地里栖息着近300种鸟，而震旦鸦雀不仅数量少，大多数时间还藏在芦苇下；蹲守到第3天傍晚，摄影师的镜头才第一次穿过芦苇杆的缝隙，“捉”到了第一只震旦鸦雀。

　　“为了拍摄震旦鸦雀育雏的过程，成年鸦雀产卵之后，我们就开始了几乎不间断的蹲守。”摄影师张小米说，每次去蹲守拍摄，都得带上70多斤重的装备，五六个人轮流扛摄影机，走100来米“路”深入芦苇荡，天气好得走20分钟，遇到下大雨，那时间就没准了。

　　最让摄影师头痛的，是摄影机实在不“给力”。“拍鸟不能太近，可机器的焦距不够，要拍到细节，就非得挨得很近。”自然类纪录片的拍摄原则之一，是不干涉拍摄对象，而想要远远地拍到细节，得用800-1000毫米以上的长焦镜头，有时最好动用遥控摄像机，避免打扰动物。但拍摄《震旦鸦雀》，团队用的机器跟拍普通新闻的摄像机相差无几，最大焦距在330毫米左右，所以只能用靠近鸦雀的“笨办法”抓拍细节——最终，他们在机器的“视力”和鸟儿的承受力之间选了个平衡点：七八米开外。“当然你得一动不动保持安静，好在成鸟为了孵蛋，也允许你在四五米内出现，这是最近距离了。”

　　拍摄雏鸟，摄影师得趁成鸟离巢时，偷偷跑到鸟巢前抓拍。张小米说，很多海外的这类纪录片中常有鸟儿起飞的慢镜头，他们在拍震旦鸦雀的幼鸟学飞时“偶尔露了一手”——“人家是用10倍至20倍的高速摄影机拍摄，然后以正常速度播放，画面不仅细节清晰，而且非常优美。我们没有这样的摄像机，借了一部，10倍速的。”

　　从“说明文”到“散文诗”

　　缺长焦镜头、没有遥控的和高速的摄像机，硬件上的种种不“给力”，摄制组能“Hold住”，但国内看待自然类纪录片的僵硬眼光和思维定式，有时会让他们很难“Hold住”。海外纪录片用散文诗式的旁白配合画面讲述动物们的故事，而国内不少人仍把这类片子看成实用的“说明文”。每当纪录片编导报送这样的拍摄选题，总会被一连串疑问包围：“为什么要拍它？”“这是不是保护动物？”“拍它有什么意义？”

　　当然震旦鸦雀经得起这些问，摄制组更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的支持。导演感慨，“这回享受了待遇。”他们申请到了经费，还有专家亲临指导。

　　“有专家指导，我们就知道该拍什么、该怎么拍。”项先尧说，不过专家很忙，不能一直跟着，10天里能有2天跟着边拍边说就很不错了，“很多时候，我们把拍好的素材给专家看，请他们解读。”

　　拍的人不懂、懂的人不拍，向来是国内自然类纪录片的莫大缺憾。央视引进的《动物世界》里，一位白发老人在自家院子里讲解生物群落的镜头，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他甚至会俯下身，让蚂蚁爬上手臂，解释“这是在体验青虫被蚂蚁围攻的感觉”。这位白发长者，便是人称“世界自然类纪录片之父”的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1926年出生的他，至今活跃在拍摄一线。而国内的自然类纪录片，哪怕是一些投资过千万的“大片”，依旧存在专业支撑缺失的问题。“曾经有部‘大片’，拍摄时编导摄像都不知道拍的东西叫什么，拿回来给专家看，专家竟然也没见过。还有一个案例，有个摄制组把一对正在育儿的黑鹳‘夫妇’给吓跑了，留下巢中4只嗷嗷待哺的小鸟……”

　　“我们的自然类纪录片将不仅是实用的说明文，也将是记叙文和散文诗。”《中国珍稀物种》总监制、上海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说，国产的这类纪录片必须从单纯科普走向自然审美。项先尧则喜欢跟团队成员说，“不管珍稀动物还是路边的蚂蚁，都是大自然的杰作，都有审美价值；拍摄自然类纪录片，就是要去发现并展现自然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