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玉凳真假背后:收藏界高科技制假低科技鉴定(3)
记者手记
科学精神与文化宽容
媒体并非文物鉴定机构,但对于上文中民间收藏家们与众不同的观点,我想说的是:我们欢迎更多不同的声音。
在与这些民间收藏家的短暂相处中,我清楚地感受到他们对于文物收藏的热衷甚至痴迷。对于任何一个正在从事一项工作或事业并有志于将他所有的身心都贡献于这项事业的人来说,他的想法与观点应该得到聆听与尊重。而通过文章传递给读者的这些想法与观点,更是希望能够令读者“兼听则明”,通过不同的视角与立场加以分析、总结,最终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判断,上文所承载的意义绝非是要将这样的观点强加给我们的读者。
总结而言,在关于“天价玉凳”真伪的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科学实践精神。现行的教育制度往往“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这让人们容易人云亦云,轻信权威的观点,放弃独立自我的思考。思考并非闭门造车,需要结合实践。这些民间收藏家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颇为深刻:“人们都说这个玩意儿叫古玩,但我们从来没有真的以‘玩玩就算’的心态来对待它。 ”在他们看来,想要有发言权,就必须首先“开始收藏”。如果家中无收藏,口中也就无专家。每一次收藏就是一次实践,配以严谨的考证态度,那么它就是一次科学的实践。通过如此历练,看待问题的开阔与深邃,必定是远高于照本宣科的。
其次是文化上的宽容。文物是文化的实物载体,在对待新发现的文物时,论证的起点究竟是真还是伪,代表了这个人的态度。在调查报道“天价玉凳“的同时,我的脑海里同时闪现出韩寒与方舟子的骂战。这两个事件的共同之处在于,真相已经退居次要,相反在尊重每个人都有发表观点的权利的同时,质疑总显得比坚持来得容易。一旦以质疑一切的态度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就有可能是泥沙俱下,也有可能是错杀无辜。如果本着宽容的原则,在做科学实践调查前不轻下判断,不仅眼中的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也是对文化本身一种维护的态度。尤其之于中国的文物收藏,恐怕只有这样的态度,才对得起五千年文明的博大精深。
事件始末
起始
2012年1月27日,北京《法制晚报》以“汉代‘造’玉凳 拍出2.2亿”为题发表记者署名文章,引发这场文博界的轩然大波。文章中提到,2011年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是“汉代青黄玉龙凤纹化妆台(含坐凳)”,成交价2.2亿元。但就是这套被拍卖公司说成是 “让今人看后叹为观止,具有极高的收藏和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却被很多网民嘲笑为“作假不专业”:大家纷纷指出,按照一般的历史常识,汉代古人都是“席地而坐”的,当时还没发明凳子!教授、服装设计师纷纷发表观点,证明这件最贵玉器就是一件赝品。
同时,《法制晚报》通过采访还了解到参与拍卖的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有拍卖 “假古董”的前科。 2008年12月25日,一位刘先生以25万余元的价格从中嘉公司拍得7件瓷器和1件玉器,后经鉴定发现拍品全部为现代或当代仿品。虽然最终中嘉国际被判败诉,但中嘉公司就是不肯退钱。2010年11月4日,执行法官赶到当天由中嘉公司举办的一场艺术品拍卖会的现场,向中嘉公司的领导发出最后通牒,对方这才给了钱。
聚焦
《法制晚报》报道被全国各大媒体疯传。在该事件中有两个话题颇为引人注目。首先是该“奇闻”中牵扯了几位故宫老专家。其中一位专家叫周南泉,现年76岁,他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宝玉石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收藏家协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艺术品投资》栏目玉器类首席专家。中嘉国际的副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周老师给它下过结论,说是汉代的。周老与同行之间也有分歧,但我们认为,周南泉对玉器的认识,远比外面的伪专家厉害。 ”但周南泉之后并未对本事件做出任何回应。
另外,天价玉器拍卖的过程也引发媒体的无数猜测。有媒体质疑明显作假的拍品仍拍出2.2亿元的天价,买家并非“人傻钱多”,而是有通过自买自卖“洗钱”及准备骗贷的嫌疑。
进展
之后有媒体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获悉,创下2.2亿元拍卖纪录的被怀疑为赝品的玉凳,事实上并未最终成交。北京中嘉国际黄建军对媒体表示,“2011年1月9日,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古玉雅集’专场拍卖会上,经多次竞价,366号竞拍者最终以2.2亿元的价格拍得此物。 ”记者调查发现,366号竞拍者张某以2.2亿元的价格与中嘉国际签订买受协议,佣金比例为12%。但直到现在该拍品也没实际交割,买受人当时所缴纳的3万元保证金已作违约金处理,拍品也依然在委托人处。竞拍者张某对媒体表示,他替老板在“古玉雅集”专场拍卖会上以2.2亿元拍得“汉代玉凳”,之后老板的资金没到位,所以没有成交。
按照有关规定,文物拍卖前要报批文物管理部门,文物完成拍卖后要向文物管理部门上报。据介绍,北京市文物局此前给“古玉雅集”拍卖会文物拍品审核的批复中表示,拍卖公司须在拍卖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将已拍卖文物记录的备案材料以书面形式上报。因该玉凳未成交,故并未向北京市文物局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