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狄更斯看英国福利制度：核心利益模糊不清

　　编译/黎文

　　今天的英国，狄更斯无处不在。人们会在圣诞节想起他《圣诞颂歌》中对节庆习俗的描述；他笔下的人物——斯克鲁奇(《圣诞颂歌》人物，后专指守财奴)、费金(《雾都孤儿》人物，后专指教唆儿童少年犯罪的教唆犯)、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外传》人物，后专指单纯慷慨之人)，已经在这个国家的集体思维里生根。弥尔顿也许是现代世界正慢慢与之脱钩的最伟大英语作家；莎士比亚也许是当今世界依然与之联系紧密的最伟大作家。除此之外，如今的狄更斯也比过去数十年声望更隆。在狄更斯诞辰200周年之际，他的作品仍被人们阅读，强化了他作为“国民作家”的地位，其原因在于狄更斯的作品至今仍然能引发我们对他所讲述的那些是与非的思考。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都知道奥利弗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狄更斯值得人们纪念。

　　近期，《卫报》网站制作了4期以狄更斯小说为主题的伦敦城漫步导览系列；罗伯特·道格拉斯-菲尔赫斯特的《成为狄更斯》和克莱尔·托玛琳的《狄更斯的一生》相继出版，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在德国柏林举办了一场为期3天的论坛，邀请8位英国当代作家围绕“如果在今天，狄更斯会如何书写？”的话题展开讨论；英国伦敦博物馆举办40多年来以狄更斯为主题的最重要的展览“狄更斯和伦敦”，展示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这座他最留恋的城市、与英国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尽管经济危机阴影尚在，2012年的英国还是在一堆现实问题的困扰中迎来了著名作家狄更斯(1812.2.7-1870.6.9)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

　　1812年，狄更斯出生于英国朴茨茅斯，12岁时，混沌的父亲欠债入狱，家庭身陷困顿。狄更斯被送进鞋油厂当童工，每日工作11小时。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类似童年狄更斯的遭遇并不鲜见，童年的体验为日后成为作家的狄更斯积累了很多素材，也给予他热切关注底层生活的敏感和猛烈抨击社会贫穷的书写角度。狄更斯的笔端投射过许多复杂而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福利、济贫院状况、童工、儿童抚养和教育以及青少年犯罪等。他是如此热衷于为穷人发声，这种充满批判性的现实主义关怀确立了狄更斯在英国和世界文坛的地位。

　　两百年后的英国，关于穷人、关于社会福利的争论依然是这个国家最热闹的话题之一。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急于削减福利，忧国忧民的批评者和忧心忡忡的被救济者自然站出来反对，双方各执一词，在历史、现实、制度甚至伦理层面激辩。穷人的福利应该得到保障吗？这个问题简单，一个社会当然要保障所有人的福利。但如何保障呢？这个问题就复杂了。“穷人”的概念很笼统，英国试图区分不同类型穷人的历史，几乎和现代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如果认真对“穷人”概念咬文嚼字，那么诸如穷人、福利和保障之类的问题，比狄更斯笔下的可复杂多了。

　　英国历史上的济贫院制度

　　英国有久远的济贫传统，为了缓解众多农民背井离乡、失业严重的现象，1601年颁布了《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该法初衷是让穷人们尽量呆在固定的地方，从而防止他们变成流浪汉。该《济贫法》还简单提到了“济贫院”的概念，建议为“没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建造房子。这一时期的济贫院是为穷人提供工作和解决生计的机构，当时，济贫的责任被分配到英国各个教区，由教区建立济贫院。因此，从17世纪开始，济贫院逐渐在英国发展起来。

　　然而，到拿破仑战争时期，人口的增长、应战开销的不断增加、对城乡教区中穷人接济程度的明显差异，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1601年《济贫法》的实施效果并不好。一些功利主义者认为，大面积的贫困是因为执政者只关心济贫而缺乏预防贫困的规划所导致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1601年《济贫法》中的主张导致了一些家庭不负责任地扩大。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代表的一些观点对济贫院提出质疑，认为，贫民单纯依靠救济而不自力更生，会导致“人口增加，而人口赖以生存的粮食没有增加”。言犹在耳，今天的英国社会正陷在这种预言般的担忧中。

　　1834年，在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功利主义哲学家杰瑞米·边沁等知识分子以及皇家委员会的主导下，辉格党政府改革了1601年《济贫法》。英国颁布新济贫法，即《济贫法修正案》。新法规定，穷人不再无条件获得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劳动才能获得相应救济，穷人必须通过个人劳动而不是依靠公共救济来摆脱贫困。新法核心意图在于，通过院内强制劳动手段鼓励穷人自力更生，通过惩治“懒惰”贫民根治贫穷问题，从而降低救济率，减少济贫开支。

　　19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进一步改革济贫制度。考虑到部分人确实是因为丧失工作能力而导致贫困，当局将贫民分为值得救济者和不值得救济者，前者指老弱残障等所有无工作能力的穷人，后者指具有工作能力但是处于贫穷状态的人。对于不值得救济的贫民实行强制劳动制度，对于值得救济的贫民，则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济贫院的功能逐渐由救济偏向惩戒，改革后的济贫院制度日趋成熟。

　　济贫院的宗旨在于通过威慑和纪律促使贫民自食其力，济贫官员认为济贫院内贫民总体上不应当比最底层的独立工人更好，这才有助于穷人的道德完善并克服懒散，因此，济贫院纪律严格，生活条件严苛，约束和惩罚措施众多。久而久之，引起强烈的不满，人们认为作为避难所的济贫院怎能像监狱一样，批评者更是称之为另一个“巴士底狱”。

　　狄更斯早年职业生涯里，从1834至1836年是在为《真实太阳报》(theTrue Sun)和《议会镜报》(theMirror)当议会记者，那时正是济贫法改革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的时期。在下议院旁听的日子，他一边供稿，一边为创作他的第二部小说《雾都孤儿》积累各种素材。狄更斯的作品中关于济贫院的描述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人们把济贫院视为“穷人的巴士底狱”，这和他充满怜悯的小说中对孤儿奥列弗在济贫院生活的描述不无关系：奥列弗被送入凄凉的济贫院，每天只能喝三顿粥，星期天多半个面包卷儿。

　　称济贫院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未免过分，当然，它也不是“穷人的宫殿”。济贫院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以来重要的济贫机构，在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2O世纪，英国建立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取代了济贫院制度。

　　社会福利改革之争

　　在狄更斯200周年诞辰之际，这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迫切要揭露的贫穷、阴暗、不公正等现象依然在英国社会发生。

　　眼下，经济危机影响下压力重重的联合政府正试图通过福利改革法案削减目前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但是改革进程困难重重。政府削减残障人士、重症患者就业与资助津贴的提议在议会讨论中遭到猛烈反对。有议员认为这样做是“劫贫济富”。将贫困家庭可以申请的福利上限设为每周500镑的讨论同样屡遭失败。批评者认为这样的福利削减措施会影响到至少五万家庭，同时会导致千百万儿童陷入贫困和无家可归。约翰·派克主教针对家庭福利上限的措施提交了修正意见，他提议将儿童福利部分从家庭福利中独立出来，以确保贫困儿童利益尽量不受政府削减福利的影响。

　　这些关怀自然都有道理，但穷人的问题本身没那么简单。以设置家庭福利上限措施为例，政府的目的在于节省开支并激励穷人自力更生的热情，且认为设限是社会福利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公平因素之一。英国家庭的税后年收入中位数为26000英镑，设置家庭福利上限意味着失业者家庭不可能拥有比工作家庭更好的待遇。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谈到家庭福利上限问题时说：“这一上限是公平的基础，否则，难道我们的制度可以让不工作的人仅仅依赖救济金就获得26000英镑的年收入？”诸如此类的衡量，其实和“济贫院内贫民总体上不应当比最底层的独立工人更好”的理念如出一辙。

　　狄更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尽管如此，济贫问题却一直都比人们想象得更为复杂微妙。因此，有人在更细致入微地思考：哪些人是今天“不应当被救济的穷人”？不值得救济者其实就是那些你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的人——大白天喝威士忌，自己都养不活还养了好几个孩子和许多危险的宠物。和历史上不具备接受救济资格的穷人一样，现在这些不值得救济的人也没有什么人生目标，一旦公共福利面临紧缩，他们就跳出来对福利改革法案指责抗议、游行示威。

　　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削减福利，发达经济体的衰退让所有事情都变得难以负担。人们的同情心也会被真实世界的情况削弱。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公众对于靠救济金生活的穷人的态度还充满着同情，而如今，大多数人的看法显然已经改变了。英国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55%的英国人赞同“高额救济金导致穷人更穷”的观点。这也就不足为奇，连劳工组织都慎于挑战这种弥漫多时的要求限制国家对穷人救济的情绪。可见，现行的高福利制度的确到了必须接受严肃的再审视和改革的时候了。

　　何况，狄更斯小说里对城市贫民生活条件的描述也足以让人觉悟：尽管现在的世界败相丛生，但比之过去仍然更为舒适、更少严酷——2012年的福利体系其实已经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强大多了。

　　然而，仅仅从削减社会福利节约开支是不够的。一个无法阻止富人收入的肆意增长、却总是想方设法在拨给穷人的钱上动脑筋的政府，其做法本身也值得反思。贫困问题以及怎样以最佳方式缓解贫困是永恒的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复指责贫困是源于偷懒的习惯和虚弱的依赖。英国在庆祝伟大作家狄更斯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也仿佛在目睹19世纪《济贫法》的还魂。虽然时代不同，但穷人的困境总是值得同情的，因此，狄更斯笔下的贫穷依然在促使今天的政府内省——为何整个国家福利体系中的核心利益模糊不清？其仿佛一床随意拼接的被子，盖在所有人身上，却谁都没觉得多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