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式“打假”，是文艺批评吗？

　　方舟子式“打假”，是文艺批评吗？——也说韩寒、方舟子的论战

　　作者：关戈

　　方舟子跨界“打假”，先是质疑韩寒作品有硬伤，继而又从其“文化水平”、“写作能力”等方面论证韩寒接受“代笔”；韩寒表示将把方舟子诉至法院，韩方论战愈演愈烈。这个春节的热闹，在此以一种奇特的冲突形式展开：科普作家跨界涉足文艺“打假”，证明与自证成了一道醒木，让文艺有些措不及手。应战或者不应战，这是一个问题。

　　也许，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在科普“打假”生涯中屡有战绩的方舟子素来不甘寂寞。揭穿唐骏学历造假，为其再晋声誉。方氏求“真”的精神实属可嘉，此次对韩寒实施“打假”亦称是“文艺批评”的范畴。但是，这真的是文艺批评范畴吗？

　　古人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文艺之主观想象和情感特点，本质上是一种广义之“真”。以科普实证的态度、以统计工具的方法介入文艺批评，此举是否有效，本已存疑。而从韩寒作品的文隙字缝中拿放大镜找他的学识渊源、个人经历，虽貌似科学研究，却落入了可笑的境地。比如，方氏对韩寒作品《求医》三度剖析，即使韩父拿出当年韩寒求医的病历，依然质疑其个人经验及《求医》为韩父代笔；而医院的标语不符合韩寒生活的年代，也被作为“人造”韩寒的证据。总之，我怀疑你！

　　对此，韩寒自称“是一个受害者，而受害者却需要不停地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加害者只需要想象力煽动大家就可以了”。很多人认为，对于“人造”韩寒，方舟子至今并未拿出足够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对于文艺作品是否抄袭、是否侵权、是否造假、是否雷同，文艺研究、文艺批评、文艺鉴赏有相当成熟的体制、机制，甚至理论。历史上也不乏文艺打假的经典案例。可以说这是一项非常职业和专业的工作。近如当年某韩寒级的青年作家被指抄袭，盖因大段的雷同，原作的风貌等铁证让人无话可说。可是，方舟子说，我的“偏执”，你不懂。的确，至今我也没有搞明白，明明还只是怀疑、揣测，何以此质疑会被上升到“文艺批评”的高度？若循此而下，依方氏批评之法，印之古今中外天下名人，可能没人能够自清，“人造”也必将成为人类史上最大、最滑稽的文化关键词。方氏求“真”的精神没有错，但与发现文学抄袭确证凿凿之“批评”相比，其假设已未免过于“大胆”，其求证也未免过于“小心”。从“偏执”而来，这还是文艺批评吗？这种跨界的、非专业的、外行的文艺批评蔓延开来会导致什么恶果？

　　实际上，把方氏批评“推而广之”，网上已有案例。在天涯论坛上，有一昵称“方尺规”的网友依样画葫芦，抛出“大作”《质疑鲁迅》，细究鲁迅描绣像之闲与穿梭于当铺、药店之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闰土》中捉到的鸟雀的不同，鲁迅自述与许寿裳、萧红等的回忆差异，凿言其为“人造”鲁迅。这样的恶搞，当然不必当真，从中却可看出某些“科普实证”或“统计工具”在文艺研究中的不适当、不适用和机械可笑的一面。

　　在文学研究中，也有专门的作家研究，其中不乏对作家个人经历、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及其对创作影响的研究。有的研究还上升到国家、民族及地理文化的范畴，对个体展开环境研究，如丹纳之《艺术哲学》。这些研究的求证、推论，多不离文艺本体，作家往往也只是作品的部分“人证”而已。即便学界常用的文本细读，亦多证“艺”不证“人”。如今，方舟子的办法使韩寒几乎已不再是作品之“人证”，而直接成了“被告”。以虚构干预现实，邈乎常情，此其一。其二，方氏对证据的“采信”多以己为主，如作为证据的手稿书信素材，被以过于整洁“可能是后来抄写”为由不予采信。倘是科学的态度，这一“可能”至少还需等到确证再下定论。再说，在文艺批评中，对不同的意见观点，也多采用相互参证的方法。既称是“文艺批评”范畴，为何对这一学术惯例都惘然无视呢？其三，方氏苛求韩寒个人经验与作品一一对应，为何忽视家庭熏陶和创作虚构，而直奔预设的主题“代笔”而去？如此质疑，还有建设性可言吗？

　　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对当事人发问，毋宁说是对文艺批评界发问。韩方论战爆发至今，除了当事人继续铿锵发声，网友的参与变得漫漶无边甚至无序，早已离开“就事论事”，从而使论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文艺不得不直面的“新课题”：在文艺创作和生产的过程中，需不需要提供一个“病历”以备查阅，并以此自证及维权？在有效的文艺批评秩序中，怀疑的尺度、批评的界限在哪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方舟子可以不懂文艺和真正的文艺批评，如果他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韩寒被代笔为事实，这样行事未尝不可；否则这样的跨界“打假”，不是哗众取宠就是自我炒作，也是对真正的文艺批评的大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