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惜阴堂百年寻痕：南北双方在此密约清帝退位

　　记者 林环 张骏 周楠

　　从南京西路拐进铜仁路，没几步就走到了南阳路，这是一条幽静小马路，两侧点缀着酒吧、咖啡馆，安静中透着休闲，与繁华时尚的百货金三角“梅恒泰”仅一街之隔。

　　鲜为今人所知的是，在这里，曾有一幢名为“惜阴堂”的小洋楼，与百年前那翻天覆地的一刻息息相关：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养心殿里“挥泪对宫娥”，举行了最后一次朝见礼仪，随后颁布《逊位诏书》。

　　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告结束。

　　第二天的《申报》第二版，在最显要的位置发表了一篇名为《今岁之新纪念》的评论：“此一岁之事实，辟夏商以来之创局。由专制而渐趋于共和，惊波骇浪，变故横生，惶惶乎。过渡时代之壮观，颇足以注射吾人的眼帘耳鼓间。”

　　专电一栏，则特别用加粗的字体写道：“清廷逊位诏书今日(廿五)(注：2月12日)已下。”

　　百年时光转瞬即逝，而惜阴堂的身影，也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正是在这里，南北双方达成清帝退位的密约；也是在这里，清末状元张謇拟定了清帝退位诏书的初稿。

　　上海与“南北议和”

　　1911年12月20日的《申报》，在名为《中国光复史》的栏目下，特别援引了“西报记第一日议和情形”：

　　“大陆报云十月二十八日(此为旧历，应为1911年12月18日)下午，中华民国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与清议和使唐绍仪，各携参赞，在大马路议政厅密议媾和条件，历4小时之久。”记者由该会某参赞处探悉伍君曾向唐君提出民国要求各款如下，第一条便是：“清帝应废”，“代以共和政体”。

　　这一历史性的场景，便是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的首次会谈——武昌起义后，随着各省相继光复，清王朝已处分崩离析之状。据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等所著《中华民国史》记载，“清政府为继续挽救危机，一方面于1911年10月30日下罪己诏，表示治国无方，要继续实行宪政；另一方面，决定接受袁世凯的条件，借用袁世凯的实力反击革命力量。11月1日，清廷宣布，袁世凯继任内阁总理大臣，由此，袁世凯全面控制了清政府的军事、政治大权。”

　　此时的袁世凯一面陈兵长江北岸，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一面利用革命党人急于完成统一的愿望，诱使其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公使的斡旋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和谈建议。双方原定在汉口举行谈判，但最终，地点定在上海。

　　对此，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解释：“这与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有关：上海处于江海之会，南北之中，当然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人，以及人赖以活动的体制。”

　　谁是“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人”？据《上海近代史》中记载，“张謇、赵凤昌等东南立宪派为了便于施加影响，坚持改在上海。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同样想操纵和谈的帝国主义者的支持。12月2日，有影响的英国商人李德立致电袁世凯，请他指派全权代表来上海谈判。10日，李德立又致函湖北都督黎元洪，称在上海议和最属相宜。17日，北方代表唐绍仪等人抵沪。”

　　这些人中的关键人物赵凤昌，当时就住在上海。他曾做过张之洞幕僚，与湖北新军领袖关系密切，而赵的妻弟洪述祖是袁世凯府中的高级幕僚，赵凤昌与袁世凯也关系甚密。不过，虽为立宪派代表，其时，赵凤昌的立场已悄然发生变化。赵凤昌之外孙、94岁高龄的杨小佛告诉记者，武昌起义后，原本支持君主立宪的赵凤昌，曾分别致电清廷要员、旧友唐绍仪等人，电文结语都是“以保将来中国”，可见赵凤昌对清廷已不大抱希望。

　　“租界也是重要因素。”杨小佛用“微妙”来形容“租界”。“在租界谈判，不管是旧官僚、立宪派还是革命党，言论比较自由，人身安全也靠得住。”当时赵凤昌和张謇正是通过英国驻沪领事，向英国公使传达了在沪谈判的建议，由英国公使转达袁世凯方面。“袁世凯对洋人还是有几分忌惮，乐得接受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