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惜阴堂百年寻痕：南北双方在此密约清帝退位(3)

　　《申报》议“清帝退位”

　　在赵凤昌曾投资过的《申报》以及当时颇具影响的《新闻报》上，记者也寻找到不少有关“清帝退位”的蛛丝马迹。

　　1912年2月12日的《申报》，有这样几则相关要闻：一是《袁世凯又乞援于英使》，“旧历十八日(注：2月5日)，驻京外交团由英使领衔照会袁内阁，催请速向民国政府商定一切条件，务于年内和平解决颁诏施行，以免中外商民接受损失。”另一则是《南北磋议共和要电》，报道“黎副总统致南京政府电”，提出“共和之日，两方政府同时取消临时大总统……应以两方同时商定，即以退位之时，为共和临时政府成立之日。”

　　当天，《新闻报》的头条新闻是发自11日北京的专电：“逊位谕旨今日又大加改削准年内宣布”；翻到第一张第三版，则是“上海伍代表……赞成共和不忍生灵涂炭”。

　　显然，虽清帝逊位之议早已公诸舆论，但直到2月12日这一天，紫禁城内皇帝已在颁诏退位，沪上报章还在讨论“逊位谕旨年内宣布”，“年内和平解决颁诏施行”。当然，那个年代没有网络和手机，消息传播不可能像如今这样迅速，但另一方面，可见南北和议的博弈之难、时局陡变之快。这一点，从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也可窥知，全文短短369字，却体现了多方的思想取向与利益诉求，融合了各方，包括南北双方阵营，以及各自阵营中不同派系的观点。

　　至1912年2月13日，巨变已酿，《新闻报》的头条新闻是发自12日北京的专电：“内阁改拟诏旨仅有退政字样今日宣布”。《申报》除刊登“清帝逊位诏书已下”的简短新闻外，评论振聋发聩：“辟夏商以来之创局”，表达了自己对大清皇帝退位的立场，果断迎接新时代。

　　有趣的是，1912年2月22日，清帝退位10天后，《申报》刊发一则《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绘声绘色地披露了清帝退位之日的宫中奇闻：早9点，袁世凯于养心殿进呈退位诏书，隆裕太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小皇帝“见状亦哭”，袁世凯和众大臣皆“同声一哭”，大家互相安慰来安慰去，搞到后来诏旨宣布时，已是下午4点。后来，隆裕太后还对袁世凯表露出“甚恨诸亲贵”，大骂他们只知道揽权受贿，误了国家，引来了奇祸，如今又纷纷逃散，“岂复有人心乎”。

　　然而，无论皇亲贵胄们如何惆怅于帝制的消亡，共和已乃人心所向。对新政的拥戴，《申报》上的广告比新闻直白许多。1912年2月12日一则上海南京路精益眼镜公司的广告，赫然写着：“爱国民之新制，爱国诸君鉴。”清帝退位之后，旋日《申报》一则“补脑汁”的广告就打出“共和”的招牌：“共和国民注意，艾罗补脑汁，卫生之宝物，日服旺精神，又长新知识。”

　　历史的潮流，确然不可阻挡。

　　惜阴堂的前世今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的方平，专就“惜阴堂：私宅与政治集议”做过研究：“由于赵凤昌阅历丰富，人脉深厚，又熟悉政情，洞悉时事，因而惜阴堂一直是上海地方绅、商、学界聚谈集议的主要据点之一。”

　　比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5天后，赵凤昌致电邀请黄炎培等人，与张謇、马相伯等“商讨时局前途应付办法”——这是在惜阴堂。

　　又如，1911年12月1日，黄兴到了上海“谋政治统一”的第一步，就是与张謇等人会晤——也是在惜阴堂。

　　再如，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抵达上海。次日会见各省代表、征询意见，此后又多次前往就“统一建国诸要端”磋商——仍是在惜阴堂。

　　1911年12月初，清廷主政的袁世凯内阁派遣唐绍仪等人，来南方与独立各省协商和议大事。17日，唐绍仪一行经武汉转至上海，他和其他代表下榻之处，都离赵凤昌的寓所惜阴堂很近。当晚，唐绍仪不辞辛劳“来惜阴堂深谈”。

　　12月18日，议和正式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但实际上真正的交易则多在幕后议和的地点——惜阴堂。

　　1912年1月中旬，南北双方在惜阴堂达成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密约。随后，在赵凤昌、张謇等人的筹划下，又在惜阴堂拟定了清帝退位诏书。至此，和平统一、创立民国的大局已定。

　　惜阴堂的地址，解放后更名为南阳路154号，原建筑已拆除，如今是一幢十多层钢筋水泥的大楼。“后来我也曾去过几次南阳路，惜阴堂在解放前即被国民党作为敌伪产业处理，解放后那里办起了一家冰箱厂，再后来冰箱厂没了，现在是什么用处，我也不太清楚。”杨小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