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诞辰二百周年:他的心始终向着穷人和不幸者

　　纪念狄更斯诞辰二百周年：“他的心始终向着穷人和不幸者”

　　一

　　100年前，弗朗茨·梅林在纪念狄更斯百年诞辰时曾撰文说：“2月7日，他100岁生日的时候，诗人的坟墓也理应得到工人阶级的一个表示敬意的花圈。”他盛赞这位英国伟大作家那“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力”，并且说“他的心始终向着穷人和不幸者”。这很自然，因为狄更斯本人就当过童工，从小亲身体验到英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底层市民和工人生活的痛苦。狄更斯(1812－1870)出身贫贱，祖父母都是克鲁勋爵府的仆役，父亲是海军军需处小职员。狄更斯自小有表演天才，幼年时父亲就曾带着他和姐姐范妮到罗彻斯特的米特尔饭店，把他俩抱上大餐桌，表演滑稽歌舞，赢得喝采。后来父亲因欠债无力偿还，拖累全家人一起关进债务人监狱。当时狄更斯12岁，早已因家贫中断学业，在一家黑鞋油作坊当童工，每周挣六七先令贴补家用。他在外借宿，早晚去监狱两次，和亲人们一起进餐，听熟了狱中人们各自不幸的故事。每天晚上他都要待到监狱锁门的时候才独自赶回去睡觉。走夜路对孩子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尤其是走过新门监狱前，常会看见那里悬挂着刚被绞死的犯人的尸体……父亲出狱后，他曾回学校上过学，但不久又因贫困永久性失学，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受学校教育。后来他进律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以弥补正规教育的不足。17岁时他学会了速记术，被伦敦民事律师公会录用，担任审案时的速记员。这段工作经历使他获益匪浅，他从形形色色的民事纠纷中，深谙了社会矛盾和世态人情。两年后，他当上了报社记者，专门报道议会辩论。议会休会期间，他被派往外地采访。当时道路交通状况很差，他常在猛烈颠簸的马车上，凑在昏暗晃动的车灯下，把速记记录转写成正式稿子，抢先发出去。新闻工作的磨炼，使他养成对时事的敏感和快速写作的本领。他热爱表演，曾准备去应职业演员考试，但因病未果。丰富的阅历使他早熟早慧，帮助他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24岁时以伟大的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誉满天下，从此成为命运的宠儿，一帆风顺地走向荣誉的巅峰。这位只断断续续上过4年小学的年轻人确实创造了奇迹。他一生共完成14部半长篇小说和卷帙浩繁的其他形式的创作，成为与莎士比亚比肩的、英语民族家喻户晓的文学巨人。

　　狄更斯回忆自己不幸的童年经历时说，当年他又饿又馋地在街上荡来荡去，和小偷、流氓、妓女擦肩而过，“若不是上帝的恩慈，专就我所受到的照顾来说，我本来很容易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呢”。然而，他不但没有走向堕落，反而从童年的苦难中汲取了极其丰富的养料。他对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他真诚地同情贫苦无告的受难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这就给他的文学事业定下了基调。狄更斯的全部作品都渗透着民主精神、人道主义精神、“圣诞精神”。他始终抱着明确的道德意图在写作，他毫不犹豫地攻击社会罪恶，他确信人民群众大多数是善良的，生活像一条隧道，黑暗尽处是光明。狄更斯的心始终和劳苦大众紧密相联。

　　1836年，他刚登上文坛时，安德鲁·阿格纽爵士等人在议会提出《星期日守则法案》，以恪守宗教虔诚的理由，企图通过立法，禁止人们在星期日外出购物、游览。狄更斯立刻写出小册子《星期日三题》加以辩驳。狄更斯说，这种主张简直荒谬之极，按大人先生们的意见，穷人们如果在星期日买杯酒放松一下，或是给孩子买块糕点吃，就要罚款，如果雇出租马车出游更要重罚。这实在太不公平了，因为富人一年到头都有马车可坐，天天可以享受盛宴，根本体会不到穷工人从周一到周六都得在肮脏的车间里拼命干活的辛苦，为什么不允许他们星期日换上干净衣服出去放松一下呢？他把阿格纽爵士的提案斥责为“深思熟虑的残忍，诡计多端的不公”、“想剥夺穷人仅有的快乐者，真是铁石心肠”。他还以讽刺笔法形容富人们上教堂连赞美诗都懒得唱，出钱雇唱诗班，而穷人们在贫民窟小教堂里都感情十分投入地齐声赞美主的博爱、仁慈。狄更斯终生热心慈善事业，最著名的一桩善举就是在1847年和慈善家库茨女士共同创办“乌拉尼亚村”，以挽救被生活逼迫为娼的不幸姐妹们，治好她们的病，送往澳大利亚或新大陆，使她们有机会获得新生。为提倡博爱、仁慈、宽容的“圣诞精神”，狄更斯写了一系列圣诞小说，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是《圣诞颂歌》(1843)，写的是吝啬鬼史克鲁奇在受“圣诞精神”感化后的转变。书中借幽灵之口驳斥那位赞成马尔萨斯人口论、主张减少“过剩人口”的富人说，“在苍天的眼光里，比起千百万穷人家的孩子来，也许你是更没有价值，更不配活下去的哩”。

　　狄更斯生活在英国工业化、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在狄更斯出生之前，英国已发明并广泛应用蒸汽机。他13岁那年，第一列蒸汽火车已奔驰在斯托克顿―达林顿线路上。英国是诸多重要科技发明、创新之乡，狄更斯19岁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法拉第的电磁感应论同时在英国诞生。他21岁时，英国蒸汽船首次成功越过大西洋。到他51岁时，伦敦甚至已开始建造世界第一条地铁线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大英帝国全盛时代，英国钢铁、煤炭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英国的发展无先例可沿，伴随着发展，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富悬殊、环境污染、劳资冲突，穷人的住房、教育、卫生条件极端恶劣。狄更斯为他的时代描绘出生动、广阔的画卷，他塑造人物的本领尤为出色，在英国文学的版图上留下众多不朽的人物典型。我们看到：挑起事端、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恶讼师道孙和福格；假哭起来流眼泪像打开水龙头一样方便的骗子屈拉；贫民习艺所里喝完一小碗稀粥后可怜巴巴地说“对不起，我还要”的孤儿奥立佛·退斯特……他创造的人物已获得永久的生命，像老朋友似的和一代代读者生活在一起。人们把乐善好施的人称作匹克威克、布朗罗或契里布尔，把儿童教唆犯唤作费金，吝啬鬼叫史克鲁奇，伪君子叫裴斯诺夫，野心家阴谋家叫希普或卡克，妄自尊大的小官僚叫本布尔，以推诿为能事的官僚机构叫“兜三绕四部”……这些专门名词已被普遍应用并收进英文词典。狄更斯创造的艺术世界不但成为英语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二

　　狄更斯真实地描绘了英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贫民窟、童工、妓女、刑事犯罪、骗钱学校、高利贷剥削等等人间众生相。试以《董贝父子》和《艰难时世》为例，略作分析。

　　《董贝父子》写于1846年至1848年，是作者的第7部长篇小说。狄更斯一生除创作两部历史小说《巴纳比·鲁吉》(1841)与《双城记》(1859)外，其他作品写的都是当代生活，但都有若干年的时间差，写的大致上是他童年时代的生活，而《董贝父子》则有很强的“即时性”，描写的就是小说发表时的英国社会生活。《匹克威克外传》中四位朋友出游考察时乘坐的还是驿车，而《董贝父子》中着力描写新型的交通工具——火车。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代，英国早已成功地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英国农民流入伦敦，“他们双足疼痛、疲惫不堪，以惊恐的目光看着面前那座大城市，似乎预见到一旦进了城，自己的苦难就会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海岸上的一粒沙似的微不足道。他们蜷缩着身子，在冷雨凄风下冻得瑟瑟发抖，似乎已无所容于天地间”。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里，“有毒颗粒物化为稠密的黑云，低覆在人类居住的城市上空”，更严重的是“人类的道德瘟疫也和有毒的空气一起上升”……

　　社会转型期间妇女的地位问题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故事中着力描写的两对母女(贵族斯丘顿夫人与她的女儿伊迪丝，以及拣破烂的贫妇布朗太太与她的女儿艾莉斯)，她们虽然分别身处社会两极，伊迪丝和艾莉斯都是绝色女子，性格都很刚强，但同样都未能逃脱万恶的“权”与“钱”的摧残。在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女性的美丽甚至风韵、才艺都不属于她们自己，而是被标价出售。伊迪丝在违心地嫁给大富豪董贝先生之前，向这位毫无艺术品味的生意人，充分展示了音乐、美术的才华，以增加自己的“附加值”。伊迪丝和艾莉斯都不甘屈辱拼命反抗，她们主动地选择了悲剧的命运。狄更斯把爱情婚姻的理想寄托在弗洛伦斯和沃尔特、涂茨和苏珊身上，这两对的幸福婚姻是排除了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的巨大差异才得以缔结的。

　　本书主人公董贝先生是个硬邦邦的、不打弯儿的资本化身，坚信金钱万能，最后连遭丧妻、夭子、背叛、破产，成为一无所有的穷人后，才克服了金钱的异化，恢复了正常的人性。书中的伪君子、两面派、背主的恶棍、诱骗主人妻子的詹姆斯·卡克是个复杂的现代人物形象，他与犯错误的哥哥划清界限，装出一副疾恶如仇的假象，目的是拼命往上爬。狄更斯充分揭示了卡克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在他最后被卷入火车车轮之前，却怀着温情怀念被他背弃的哥哥和妹妹。又如一心想当董贝续弦的托克丝小姐，缺乏自知之明，闹了不少笑话，然而在董贝破产后，她竭尽所能给予关怀、帮助，凸现她始终如一的执著和真诚。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批评狄更斯只会塑造“扁平”人物，这话是不正确的。事实上狄更斯塑造人物的本领非凡，决不是简单化、概念化。他笔下虽无文化、但善良质朴的涂德尔夫妇，以及充满正义感、勇敢忠诚的女佣苏珊·聂宝，都是在英国工业化进程中进城找活干的乡村居民，都具有美好的心灵。从狄更斯塑造的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正面人物身上，可以充分见出作者的民主思想。

　　《艰难时世》写于1854年，是狄更斯第10部长篇小说，直接描写当时英国的工人运动。为此，他还特地前往普雷斯登去考察发生在当地的工人罢工。其实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地活动，那场罢工正是在他们革命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是英国工人阶级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长期斗争的继续。萧伯纳说：“如果你是按着写作顺序读狄更斯的，那你就只得向早期著作中那个轻松愉快的、只是偶然表示愤怒的狄更斯告别了；他的偶然的愤怒已经发展深入到对现代世界整个工业秩序的激情的反抗，你应当从这里得到享受。这里你所看到的不再是恶棍与英雄，而只有压迫者与受难者，或者身不由己地压迫别人，或者自己受苦。他们受到一部庞大机器的驱使……”在小说中，狄更斯批判边沁的“功利主义”，反对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加以美化，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看做是合理的和永恒的。

　　小说背景设在英国一处工业城市焦煤镇。书中那位靠做五金生意发了财、当上国会议员兼模范学校校董的葛雷硬就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他的教育思想可称为“事实哲学”，专讲实际利益，排除一切“真诚的情感”和“想象力”。狄更斯塑造这个人物时，摆脱了现实主义方法所要求的精确，而采用了浪漫主义方法所要求的主观性、创造性、想象力和激情。他使葛雷硬夸张、变形，他那四四方方的脑袋里装满生硬的事实，四四方方的额头就像一堵墙，就连他的外衣、大腿、肩膀、手臂都是方的。他的错误教育严重扭曲了儿女的人格。儿子独立生活后，纵情声色，堕落为偷银行的罪犯；女儿在他逼迫下，嫁给比自己大30岁的虚伪、残暴的资本家庞得贝，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她无法忍受，后来她又受一个纨绔子弟的引诱，险些弄得身败名裂。对儿女教育的失败，使葛雷硬最终醒悟。

　　小说正面表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阶级斗争。工人们不堪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组织起工会，进行罢工斗争。有一名叫斯提芬的工人死活不肯参加工会，他的理由很简单：“工人不上班干活，靠什么维持生活呢？”于是被工人领袖斯拉克布瑞其斥为“叛徒、懦夫和变节的人”。资本家庞得贝听说此事，心中暗喜，连忙派人把斯提芬找来，准奋培养他当破坏工会运动的工贼，不料遭到斯提芬拒绝，一气之下，先解雇了他。斯提芬到处找工作，中了坏人的圈套，掉落在一处矿井中摔死。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同情像斯提芬那样缺乏阶级觉悟和斗争性的工人，却对工人领袖加以嘲讽，把他描写成一名蛊惑人心的煽动者。狄更斯和马克思、恩格斯近在咫尺，但并没有接受他们的革命学说，他认为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应当友爱互助，劳资两利。

　　前苏联的英国文学史家阿尼克斯特以及我国许多专家历来都强调狄更斯思想的“局限性”，我至今仍认为确实如此。狄更斯反对以暴力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包括阶级压迫、宗教对抗和文化冲突)。他在描写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戈登暴动”的小说《巴纳比·鲁吉》前言中指出，“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人们误称为宗教口号的东西，很容易由那些毫无宗教信仰者喊出来，这些人在日常行动中甚至完全无视最普通的是非原则；这种口号是偏狭和迫害狂的产物，具有愚昧无知、鬼迷心窍、顽固不化和残忍狠毒的性质。”小说生动地展现了在野心家、阴谋家的“忽悠”煽动下，陷入宗教迷信狂热的群众干了一系列打砸抢烧、令人发指的暴行。狄更斯描写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小说《双城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充分揭露并控诉了革命前权贵们欺压、践踏平民的滔天罪行，表明革命的正义性。但与此同时，却揭示革命过程中野蛮、血腥的暴行，尤其是无数冤假错案的发生。我相信看过小说的人，都会牢记被暴民们错当做革命敌人送上断头台的那位心地善良的女裁缝。小说中，狄更斯更以满腔热情讴歌英国青年律师卡尔顿，他为了所爱的露西一家的幸福，甘愿替她的丈夫上断头台。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狄更斯只赞成和平、理性、渐进的改良，而绝对不赞成血腥、暴力的社会冲突。他的主张对于英国来说似乎有理，因为狄更斯逝世百年后，英国工党政府“颁布了《工会与劳工关系法》《工作场所保健与安全法》《就业保护法》《平等机会法》，扩大工人在企业中的权利，并把工人监督融合到工业民主中去，使劳资共同参加公司一级的管理制度化”。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一概反对暴力革命，英国渐进式改良的成功也是百余年来工人群众斗争的成果，否则权贵资本家们闷声发财，哪里还会想到什么公平正义？又何必启动改革？

　　三

　　笔者幼年在慈母膝下承欢时，就听她讲狄更斯小说故事，不由得热爱狄更斯。1949年后，受马克思对狄更斯的正面评价(以狄更斯为首的一批小说家“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的影响，所以，阅读和研究狄更斯所受的“左”的干扰，要比阅读、研究其他西方作家少些，主要是不得不批判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岁月匆匆，从梅林的纪念文章至今，又过去了100年。写这篇纪念文章时，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大家已经不必再违心地去批判什么人道主义。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世界了。(薛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