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唯一一次西北之行:在西安买古董舍得花钱
李传玺
对于此次西安之行,鲁迅先生日记有比较完整的记载,但太过简略。鲁迅先生逝世后,此次同行的孙伏园先生有回忆,可能慑于鲁迅先生此时的“光辉”,也可能是时间过久而记忆有误,很多地方与鲁迅先生的日记不一致。
随着后来有关此段路回忆或同行者回忆的增多,就可以丰富、复原此行的细节。
1923年西北大学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后,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派代表到平津,邀请著名学者暑期到该校演讲。
鲁迅先生也受到了邀请,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西北之行。
逛街买古董
鲁迅在西安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在女师大开的就是此课,并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研究经典,但也惹出了学术是非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此来就带了此书,并把它送给同来的考古学大师、领导发掘了殷墟的李济先生。
讲这个内容,对鲁迅来讲简直就是驾轻就熟。鲁迅前后共讲8天,12小时,分别是:7月21日上午和晚上各一个小时,22日上午和晚上各一个小时,23日上午讲演两小时,24日到26日连续三天都在上午讲演一小时,28日上下午各讲一个小时,29日上午讲一个小时。
鲁迅他们面对的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呢?蒋廷黼先生的回忆是:“在西北大学夏令营演讲是很辛苦的。那儿的学生比平津的年纪大,像人面狮身像似的坐在教室里,他们太没有礼貌,不是喧闹就是打盹。我简直弄不清楚,他们是否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在。”这一记载与今天的很多课堂教学也相差不大。
鲁迅是7月14日到的西安,8月4日离开的,讲课时间也就集中在7月下旬那9天,还有那么多时间鲁迅又干了什么?精通收藏的鲁迅先生非常喜欢逛街买古董古籍艺术品拓片,并舍得花钱。
除了上课那几天,他几乎每天都拉着人“阅市”。一到西安,虽然旅途很累,但当天晚上就去了附近街市。讲完课当天,虽然下了雷阵雨,但雨一停他就让孙伏园陪着去南院门市。鲁迅为买古玩等东西共花去32元。表面上看去,这个数字不大,但鲁迅回程路上,8月8日经过潼关时,买了10斤酱莴苣才花一块钱。以此作比,32元就是个不小的数目了。
8月1日上午孙伏园陪他逛古董店,“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泉三元”,鲁迅把猿首又送给了李济。当天鲁迅又“买弩机大者二具,小者二具,其一有字,共泉十四元”。之前的7月29日鲁迅花4块钱买了一枚小土枭和一具弩机。
看来鲁迅对弩机有独特的兴趣,并为此给蒋廷黼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鲁迅7月16、17日两天都曾和蒋一起逛过街:
“他有点儿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有一天我看到他和一群孩子们在一起玩一门青铜造的玩具炮。他告诉我,如果把一个小石子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可以弹出二十码,像弹弓一样。他说那门玩具炮可能是唐代设计的,但他买时价钱很低,所以他不相信那是唐代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不相信?他说:‘如果我一定说是唐代的古物,别人就一定说它不是。如果我一开始说它可能不是,就不会引起争论了。’在鉴定古物方面,他倒是个不与人争的人。人们绝不会料到他居然是一个在文学与政治纷争中的重要人物。”
蒋的笔下鲁迅是那么可爱,同时也写出了鲁迅收藏的弩机的材质与年代(由于蒋的回忆录是他当年在美的口述历史翻译过来的,此处的玩具炮应该就是鲁迅笔下的弩机)。
一个“感人”的故事
鲁迅先生虽然只讲这几天十多个小时的课,却给了他300元大洋。28日,虽然课还没讲完,即奉上了100元,8月3日,临走的前一天,下午学校又送来200元薪水及路费。再比照当时的物价及蒋廷黼笔下河南陕西一带民生的困苦,这个待遇不能不说是相当优厚的。
关于这个待遇,后来又流传了鲁迅一个“感人”的故事。鲁迅逝世后,孙伏园回忆说: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到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先生主张多给钱。
孙伏园在说这个故事时还拉了两位先生作陪衬,一位不愿捐一位不愿多给。这件事后来载入很多鲁迅传,并把它当做鲁迅慷慨人格的例证。
但我们看鲁迅日记,并没有看到将钱全花在陕西和多捐的记载,相反,第一笔钱拿到后,第二天他即托孙伏园到邮局给北京寄回86元还新潮社的账,第二笔钱拿到后,当即托陈定谟寄回北京50元。如说鲁迅给陕西留钱,除了买古董古籍花了那32元外,他确实给易俗社捐了50元。其余并没有看到鲁迅为什么东西和什么人花去大数目。
易俗社1912年7月成立,宗旨为“编演新戏曲,改造旧社会”,鲁迅在西安时,曾五次观看该社演出,可能有感于陕西人的慷慨,有感于易俗社的宗旨和现状,鲁迅在临行前捐了钱,这个数目也不少,也能表现出鲁迅的慷慨,但非要说鲁迅要把钱都花在陕西,我们还是应该从史料出发尽可能还原历史本相,这样可能更符合鲁迅朴素的面孔。
给陆军学生讲小说史
鲁迅课讲完后,又应邀于30日到讲武学堂给陆军学生讲演了一次。
关于这次讲演,又流传出了鲁迅一个不愿替军阀粉饰的故事。据林志浩先生《鲁迅传》记载,“统治陕西的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为了沽名钓誉,粉饰门面,托人请鲁迅给士兵和下级军官讲演,题目嘛,希望换一个,不要再讲小说史。他妄想鲁迅会像半年多以前康有为来西安讲学那样,借题发挥,替他吹捧一番。但鲁迅却机智地回答说:‘讲演,可以,但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给了这个封疆大吏一个软钉子,碰得他十分气愤,就要撕下‘礼贤下士’的假面具。后经人劝解,才告平息。”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也持此说。
在鲁迅日记里,没有记载这样的事,相反,在临行前一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份,《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合”。如果鲁迅真要像上面描写那样,为什么还会收下这等东西呢?
鲁迅回到北京下车时,“税关见所携小古物数事,视为奇货,甚刁难,良久始已”,连这种让人气愤的小事都用冷峻的笔简洁记下,如果真的出现上述情景,以鲁迅性格,我想他会在日记中有所流露的。
今天看来,鲁迅给士兵和下级军官讲小说史,他们中会有多少人听得懂呢?鲁迅日记里记载,此次讲演只讲了约半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小说史又能说出一个什么所以然。如真有上述情景的话,我倒觉得鲁迅还真不如换个题目的好,比如说说一个好的士兵应该如何保家卫民,非要去讲小说史,则应是鲁迅的不近情理的执拗吧。
鲁迅一小段人生历程,就有那么多人为拔高的附加。看来如果真想让鲁迅走下神坛,或让鲁迅研究走向深入,在历史背景下从史料出发“还原”他的任务还很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