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大盗"像孩子一样无知" 故宫偷盗罪加一等？(3)

　　控辩争议

　　故宫内偷盗，

　　该不该罪加一等？

　　被盗展品价值无法确定

　　盗窃罪的定罪量刑主要是根据盗窃数额。但石柏魁的起诉书上，并没有给出被盗展品的价值。检方只确定了被偷的9件展品投保金额共计41万元，其中被石柏魁遗弃而丢失的3个展品投保金额为15万元。而投保金额只能是一个参考，不能直接据此确定盗窃数额。据悉，故宫失窃案侦破后，司法机关相当多的工作都围绕在被盗展品的价值鉴定上，但直到起诉，也未能对盗窃数额给出定论。

　　对此，黄律师说，之所以没有确定盗窃数额，主要是价格鉴定部门无法对被盗的9件展品的价值作出鉴定结论。据了解，涉案艺术品都是香港两依藏博物馆早年拍卖得来的，但该博物馆既没有保留当初的交易票据，也不能提供关于材质的原始资料，相关生产厂家早已不存在了，其是否出自名家之手更无从考证。由于艺术品不宜进行破坏性鉴定，所以连含金量等鉴定数据都无法得到。基于这些原因，价格鉴定部门无法做出鉴定，被盗展品的价值也就无法确定。

　　按照《刑法》中盗窃罪的规定，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在石柏魁案中，由于盗窃数额无法直接确定，检方在起诉书中未予评价，而是直接以石柏魁“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作出指控，此节如获法院认可，石柏魁将在十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之间量刑。

　　不过，作为石柏魁的辩护人，黄律师对控方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实施盗窃”，就构成“情节特别严重”。

　　控方：盗故宫就该重判

　　据记者了解，检方将石柏魁案定性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是考虑到盗窃地点特殊，社会影响大，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行为。

　　对于盗窃文物及盗窃故宫，我国刑法并没有单独设立罪名，统一适用盗窃罪。在《刑法》修改前的盗窃罪条款中，曾规定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可处死刑。而随着去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盗窃罪的死刑，这一刑种已不再适用盗窃罪。在修改后的《刑法》中，已经取消了“盗窃文物”作为盗窃罪的加重情节。

　　不过，在司法解释中，到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盗窃珍贵文物，仍是重点考虑的情节。即“以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盗窃未遂也“应当定罪处罚”。

　　辩方：所盗并非文物

　　黄律师认为，如果认定石柏魁有多次盗窃行为，可以定为“情节严重”，但如果以“在故宫内盗窃”，就认定石柏魁“情节特别严重”，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黄律师强调，在情节上，石柏魁盗取的是在故宫内展出的私人藏品，应当参考司法解释中关于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之规定，其性质不属于“盗窃金融机构”。

　　据石柏魁供述，他跟着旅游团混进故宫游逛时，听到导游讲解说“真品都在台湾，这里大部分是仿制品”。当逛到斋宫时，他又听导游讲解得知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参展物品是金子做的，是高科技产品，比较值钱，就起意偷盗。

　　建国以来的故宫盗宝案都是以故宫文物为盗窃对象，与石柏魁案的性质并不相同。从石柏魁偷盗行为本身来说，无论是具体情节还是犯罪后果，都不构成法律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黄律师认为此案确有“特别严重”之处，那就是故宫失窃在海内外造成巨大影响，但这并非盗窃之人一人之力。

　　“本案引起巨大社会关注的原因是故宫这样一个防卫森严的文物重地，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正是由于故宫疏于防范，才对故宫的形象造成如此恶劣的社会影响，不能把社会影响责任全都推到盗窃人石柏魁身上，而据此加重他的刑事责任，认定他‘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这不符合刑法原理。”黄律师说。本报记者 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