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没疼痛不写作 《受活》卖15万非常满足

　　每部作品他都试图有新的突破，并且，他做到了。阎连科说，写作像作曲一样，要为每部作品找到适合的调子。他说话带有浓郁的河南土话口音、装扮乍一看很土；生活中的他用iPhone4、开奥迪A4，先锋的创作理念更是锐不可当，把这些矛盾的东西凝结在一起，阎连科有这个本事。 

　　本版撰稿 记者 张晓媛

　　阎连科，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生死晶黄》、《日光流年》、《受活》、《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四书》和《阎连科文集》12卷等。曾先后获国内外各种小说奖二十余次，作品被译为日、韩、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等二十几种语言，发行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在国内外最具影响也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

　　激情与愤怒

　　“没有疼痛就不会写作” 

　　山东商报：有评论家说：“《受活》可以说是在继续赵树理的写作路子。”介意这种说法吗？

　　阎连科：这是偶然一次，一个评论家这样说，很少有人联系起来。我们的共同点是对农村的熟悉和了解。我对农村现实很关注，更多人把它和西方小说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和拉美的小说，有人说是“中国的百年孤独”、狂想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梦魇现实主义、中国式的黑色幽默等。 

　　山东商报：在《〈受活〉：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一文中，您说：“推动我小说中的人物、故事进展的不是别的，而是激情”，“我长篇小说的结构就是‘激情’，是‘愤怒’”。激情和愤怒都会带来痛苦？

　　阎连科：我经常说没疼痛不会去写作，疼痛是创作的原动力，具体点就是激情和愤怒。长篇小说没激情是不可思议的，不是说具体的情感和表情，而是小说的一种情绪，犹豫、痛苦、欢乐的情绪，总和是激情。

　　今天大家都在说欢乐，电视上艺人都在说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荣誉，每个明星都说的时候，社会在堕落。以带来欢乐为目的，就是在粉饰和掩盖。充满痛苦就应该面对，你可以逃避现实，你也得允许别人面对现实，当所有作家都不面对现实的时候，文学会出现巨大问题。今天的现实到了最复杂、丰富和荒谬的时候，需要作家去洞穿，以各种方式传递给读者，不能回避这些。 

　　山东商报：您说，自己是个“一生做错事情的人”，让我想起了格非说的：“我更愿意代表失败者”。

　　阎连科：社会是胜利者的舞台，不是失败者的舞台，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失败者永远要在台下，这是必然的。格非这话非常清晰的表达了他的文学观，对弱势群体的态度。我的文学观，说句没那么严肃的话，是以错误的方式去写错误的文学。

　　我经常说，我是一个到哪里都“犯错误”的人，用错误的方式进行错误的文学追求，这条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非常固执的走下去，有点死不悔改。没有任何快感，无非就是坚持要用自己的声音唱自己歌而已，就是一声尖叫或委婉的哭泣，毕竟说出了自己的话。就像我们说的滥竽充数，不会唱歌也能获得一定的掌声，但要是站在台前说自己不会唱歌，那会让很多人不愉快——我的处境就是这样。我的方法就是尽量和文学圈子来往少一点。不谈文学，就没什么尴尬不尴尬，每个作家那样写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不能因此不赞同对方。 

　　名望与作品

　　“文学史的地位对我的写作毫无意义” 

　　山东商报：无论所谓的“名望”还是销量都与您的作品不匹配。

　　阎连科：我的读者群已经不少了，比如《受活》卖了15万册，已经是很大的数字了，我非常满足。卖出去的估计有三、五万册没看完就扔掉了。文学是由时间来决定的，不是写文学史的人决定的。当代文学史需要一段时间来鉴证哪些作家作品有意义。文学史给阎连科的地位，对我的写作毫无意义，我只想低着头写好作品，让写作最大限度获得自由，你真正写出好作品来什么结果都是可以料想到的。

　　《日光流年》、《坚硬如水》、《风雅颂》、《丁庄梦》可能好点。严肃文学、纯文学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当然贾平凹、余华会好一些。中国目前的范围内，文学界限如此清楚，不太可能出现一夜之间就越界到那边去。 

　　山东商报：可青春文学作品动辄就卖上百万册。

　　阎连科：这是好事。即使卖了三、五百万册，它抢夺的不是纯文学的读者。随着这些80后、90后对人生阅历增加，只要不停止阅读也会转向对鲁迅、曹雪芹这些经典的阅读。即便是郭敬明、韩寒的读者，一百万里最终会有一部分人从青春回到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不要责怪那些读者。

　　山东商报：您似乎很悲观，但仍然坚持写作。

　　阎连科：我会经常问自己，如此悲观为什么还不停止写作。从40岁以后，发现没有其它可以做的事情。写作这件事情虽然不愉快，做别的更不愉快。我的写作中得不到什么欢乐，很多作家说写作像抽烟喝酒很愉快，我不是那种状态，我会在写作过程中忘记一些事情，但是带来的痛苦更大一些。

　　山东商报：据说您每天是从上午8点写到10点？

　　阎连科：我的写作一天是2小时，2000字。这样算一个月该有五六万字，实际上三万字不错了。一天写2000字，坚持不到半个月就得散心。我创作量比较小，一年不超过20万字，平均到每天500字。对不需要坐班的人，是非常小的数字。 

　　阅读与生活

　　“我喜欢湖人队，喜欢那些特别艰难中、不可能获胜时获胜的” 

　　山东商报：2009年，您以13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第四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0位。这数字准确吗？

　　阎连科：那年就出了个《风雅颂》，还有个文集，印了1万套共12万册，我不知道数字从哪里来的。我肯定不是作家里的富豪，那个是荒诞的事情。必须承认，我的写作能让自己过得比以前好得多，生活并不非常拮据。早年间，写过电视剧，希望挣钱买房，照顾家里。现在靠写作可以养家了，至少最近六、七年完全不写影视剧。说心里话，真想挣钱，可以去写电视剧，有人跑到家里谈一集给十二万，我两天就能写一集。小说的语言和影视有区别，影响创作。 

　　山东商报：那您平时还看电视剧、电影吗？

　　阎连科：电影看，电视很少看。国产片大家都说好的，你可以作为消遣去看一下。我对电影没什么明确的喜好，看电影比阅读要轻松。阅读对语言的敏感和享受也不同。 

　　山东商报：日常生活里有什么乐趣？

　　阎连科：上午写到10点能看半场NBA，觉得轻松，下午和朋友聊天，听听饭桌上的奇闻和新闻、闻所未闻的事情。想看到林书豪的画面。我喜欢湖人队，喜欢那些特别艰难中、不可能获胜时获胜的。会喜欢科比这一类，不可为而为之的感觉。 

　　山东商报：妥协这个词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写作中能妥协多少？

　　阎连科：对我来说，已经很多次妥协了，《丁庄梦》是为妥协而写。《四书》我非常清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我一生最胡写的一次，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不管小说在国外有多少人翻译，我第一读者是母语的读者，真正理解我的人。有的作家会说，有些东西难以通过，摇摆会找到艺术的通道。没有通道就是放弃，没有双赢的说法。我虽然在摇摆，但仍坚持写作。也会在心里衡量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咬牙，坚持往前走了。

　　最近非常心慌，2010年写的书在2011年没出版，有时会让我内心觉得写作上某些想法会有所摇摆。还有一点，比如前面写的争论很大，下一部书连续不能出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不愿意听到的议论，这是很顾忌的。 

　　诗意不能掩盖

　　生活的荒谬

　　“为什么对鲁迅倍加尊敬？他用一个人的肩膀承担了民族的苦难，今天愿意去承担的人，会遭到无数人嘲笑。”

　　记不清多少年前的某一天，打开收音机，被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连播小说牢牢抓住，这题材并非特别喜欢的类型，语言让人震撼。这部小说是《受活》，作者是阎连科。

　　之前的采访延误，在约定的时间，我打电话给阎连科：“能给我二十分钟吃完盒饭再给您打电话吗？”他赶忙说：“你慢慢吃，我一下午都在，都可以等你。”他总是这样善解人意，据说在北京五环外，阎连科常要在傍晚时开车将朋友、记者等送到地铁13号线出口。“我家住得远，他们路上不方便。”

　　“您的脊椎好点吗？”话题从他的病开始。“颈椎、腰椎、膝盖都不好，所以过着非常散漫的生活，没任何体育锻炼。没什么事的话三四天都不下楼。就是看看书，写东西，发呆。”

　　谈起文学史上的地位、各类榜单，他毫不在意。谈及格非的《春尽江南》，他毫不吝惜赞誉之词。“一部很好的小说。创作中对人和现实的解释，对历史的正视，更胜出他以往的作品。包括贾平凹的《古炉》，都了不起。”他担心某些厚重的作品并不会得到媒体的关注，“大概只有一部分热爱文学、有一定良知的人关注吧。”

　　谈到他开的奥迪A4，用的iPhone4，他笑了。“实话实说，很早是开捷达，外地朋友非要和我换，我两年后才给全了他钱。手机也是朋友送的，除了短信、电话，别的功能很少用。微博是稀里糊涂开的。”他自嘲说，大概是人缘不好，每次发微博，都有人骂。“各抒己见可以，但他们完全是对立立场。”他采取的对策是当这些完全没发生，一心一意读自己的书。

　　“每个作家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已经是命运决定的。鲁迅不喜欢张恨水的写作，他也写不出来的。我必须宽容理解所有人的写作，好与不好你是做不来的。”他剖析说，自己不算知识分子，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今天以嘲笑承担责任为己任，盛赞那些幽默欢乐的作家和作品。诗意不能掩盖生活的荒谬。”

　　每过几天，他会上网看看邮件，基本不看电视，信息源基本是靠饭局听段子。报纸送来，也不看新闻。“对创作的影响，就是对生活的接触慢半拍。”说话间，他让我稍等片刻，拿来最近看的《聪山诗文集》。“诗文集对中国汉语言运用的那种绝妙让你无法想象，你会发现自己在小说语言上的短板弱点，甚至每写一句话，都觉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