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称中国人不缺"敬畏"：是易轻信，甚至迷信(2)

　　理性意味着进步

　　北京晨报：敬畏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吗？

　　方舟子：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世俗，超现实层面的东西并非完全消失，但是也在逐渐去除掉神秘力量的作用。同样是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去魅”，他说，“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去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

　　北京晨报：理性意味着人类的进步？

　　方舟子：是的。集体的盲信会产生集体的无意识。理性思维则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独立思考。从大处说，它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探求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从小处说，它至少让人不再轻易上当受骗。

　　敬畏与社会问题无关

　　北京晨报：我们知道，即便是现代西方，也存在着普遍的敬畏，这难道不能说明敬畏的重要性吗？

　　方舟子：敬畏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它包含两个方面，敬畏的自由，不敬畏的自由。敬畏这个的自由，敬畏那个的自由。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批判的自由，这涉及言论自由。现代很多人一说到敬畏，就不准批判，这与现代性是相违背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一定要有敬畏才算好，没敬畏就有问题，这种观念显然也不对。

　　北京晨报：有没有敬畏是不是并非社会问题的原因？

　　方舟子：是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世俗化的，去宗教化的，开放的自由的。如果说一定要有敬畏，本身是对思想的一种束缚。特别是坚定地敬畏某种东西就是对的，不论是理性的角度，还是科学的精神，都不该如此。人可以有敬畏，也完全可以没有敬畏，这都取决于一个人本身的选择，而且是思想成熟之后的选择，和社会问题没有关系。

　　敬畏不是救命稻草

　　北京晨报：敬畏不是必须的，但有敬畏的人是不是更好呢？

　　方舟子：不一定。没敬畏的人未必就一定是坏人，有敬畏的人也未必一定就是好人。敬畏从来都有两面性，它既可能让人向善，也可能给坏人提供心理安慰。黑手党中很多人在犯罪之后又去忏悔，忏悔完了可能就会觉得心安理得，下一次接着犯罪。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各种文艺作品中也经常能看到，可以说，在这种人身上，敬畏不仅仅是安慰，还给他们提供了支持。美国有一个调查，在美国的罪犯里面，没有敬畏的人不到百分之一，而在普通的美国人中，没有敬畏的占百分之十几。

　　北京晨报：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方舟子：一个人犯罪，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敬畏，但更多的，是他对法律的不尊重，对社会秩序的轻视，对公众谴责的不在乎等。大到社会问题，原因各有不同，可能是因为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等，但不大可能是因为没有敬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文革”的时候人们都说敬畏，那个时候比现在好吗？

　　敬畏不会强化道德感

　　北京晨报：犯罪、诈骗、贪腐等和敬畏无关，但是道德伦理也和敬畏无关吗？

　　方舟子：我认为是的。道德是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是一个群体在漫长的时间里共同选择的最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规则，因此，它也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之一。所以说，道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敬畏更多是感性的。这两者不同。没有敬畏的人，也有道德感，有敬畏的，也未必全都遵循道德。特别是敬畏非常虔诚的，往往会做出一些违反道德的事情，这样的例子不少。敬畏不会强化道德感，反而在有的人身上会冲突。

　　北京晨报：冲突是如何产生的？

　　方舟子：这就是需要注意的问题。道德伦理等，都有它的时代性，它会根据时代、社会环境、历史发展等而随之变化。所以并非所有的道德都是合适的，比如三从四德，在古代是金科玉律，在现代显然不合适了。人类的道德总是在汰旧换新，有不适合的，就会被摒弃，有新的，会纳入。但是有敬畏的，往往不会考虑道德本身的变化，因为他们的原则往往是很难变化的。

　　盲信为负面现象提供土壤

　　北京晨报：既然理性思维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却一直缺失呢？

　　方舟子：理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后天的培养。现代社会中理性思维的崛起源自启蒙运动，是建立在人性的解放，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是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并没有人性解放的基础。近代以来，虽然逐渐开始现代化的社会体系，但时间毕竟太短。

　　北京晨报：理性缺失的后果是什么呢？

　　方舟子：恰恰就是现在的许多社会问题。比如骗术横行，假货充斥、贪腐、不诚信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咎为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人们的轻信，甚至盲信给这些负面现象提供了土壤，让它们得以成功、蔓延。

　　北京晨报：也就是说敬畏并不能治病，理性思维才可以？

　　方舟子：是的。理性思维是现代化的基础，没有理性思维，即便是一时解决了问题，但依旧会重蹈覆辙，上一次当，还会再上第二次、第三次。

　　科学和理性应该是主流

　　北京晨报：如何建立理性的思维呢？

　　方舟子：首先应该从基础教育做起，现代的教育中，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甚至相反，教人盲从、轻信，教人尊重权威、尊重已有的结论、知识等，这不应该是现代教育的状态。古人尚且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尚且知道当仁不让于师，现代人怎么反倒教人盲信呢？基础教育之外，社会环境的培养也同样重要，应该更多地通过科学普及，现代知识的普及，增强理性精神的培育，让科学和理性成为社会的主流。

　　北京晨报：这种精神的建立需要多久？

　　方舟子：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路上，我们说启蒙中国，也100多年了，但是为什么理性思维的建立这么艰难？还是因为有很多人相信敬畏是改变社会的捷径，相信敬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本身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所以，理性思维的普及，首先需要改变这种观念，然后才能谈到成功的时间问题。

　　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