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列举中日西方铁证 南京大屠杀史实不容否认(2)

　　中国方面的证据

　　(姜良芹 副教授)

　　1.屠杀

　　中国守军教导总队营长郭歧亲眼目睹了南京的惨剧，1938年他逃离南京后，曾写成《陷都血泪录》：“日本皇军的检查手续既严密又彻底，加诸每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要通过检查，必须得通过摸头、验额、验肩、瞄腰、看手等关口。日军以手上的老茧、帽印等体貌特征进行甄别，使许许多多的普通市民也被日军当作中国兵加以屠杀。亲历者市民王秀英回忆说：“南京沦陷前，我家十余口人，到宁海路难民区避难。1937年阴历冬月十四日，日本兵突然冲进难民区，以检查中国兵为名，凡是头上有帽箍、手上有老茧的，都认为是中国兵，大批大批拉出去。我父亲和大哥也被拉出去了。事后知道是拉到下关江边集体枪杀了。”

　　市民夏淑琴一家遭遇之悲惨，是南京无辜居民遭遇的典型写照。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30人闯入了九口之家夏淑琴的家中，将她的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大姐、二姐、小妹妹等7人全部杀死，当时8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大妹妹夏淑芸因身体瘦小、躲在床上的被子里没有被日军发现，才侥幸活了下来。1939年4月27日，伪南京维新政府的官员王鸿恩在一次讲话中，也隐晦地道出了日军的屠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南京市人口在事变以前，即党政府的全盛时代，计有人口一百零七万之多，及至事变后，人口骤减至十七万之数，相差几达九十万。此中原因，固然是一部分的民众受了蒋介石的恶意宣传，相率逃避，而其中的一部分则因误会或种种不可避免的关系而罹难散失与牺牲。……后来日本军队进城了，因为肃清残敌又杀死了好几万人，而中间最悲惨的一件事，就是一般无辜的善良民众，因为当时没有明显的识别，日本军队不能认识他们，听说也死亡了几万人。”

　　2.性暴力

　　曾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部野战救护处科长的军医蒋公榖在《陷京三月记》中写道：日军的强奸“不问老幼，只要是妇女，就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与八九岁的幼女，被他们撞着，亦决不会幸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之一的程瑞芳女士的日记，也记述了日军在安全区内实施性暴行的事实，她说：“真不得了，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今晚拖去共十一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受用，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日军的性暴力还表现为粗暴的轮奸、罪恶的乱伦和先奸后杀等残暴行为。据南京沦陷前曾任南京某文化机关职员的李克痕《沦京五月记》的记载，城外沙洲圩有朱姓儿媳，遭4名日军轮奸，其公公、丈夫、儿子均逼令在旁观看，然后又先后命70岁的老公公去奸儿媳和17岁的儿子去奸母亲。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南京“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2万起强奸案。”

　　3.焚掠财物

　　战后国民政府赔偿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不论是富裕如孙元良(孙时任南京卫戍部队第72军军长，财产损失合战前法币905440元)家庭者，还是贫穷如郭文贤(郭系南京车站分路伕，财产损失257元)家庭者，日军对南京市民家庭采取的是无分别的焚毁、洗劫。即便是曾任南京伪自治委员会会长的陶锡三，其住宅照样遭到日军洗劫。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的调查统计表明，“房屋被毁，农具损坏，种籽、耕牛缺乏，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日军焚掠暴行不仅给中外民众造成重大损失和伤害，南京城本身亦被重创。日军的大规模纵火使20年代以来的南京城市建设成就几乎毁于一旦。

　　蒋介石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对南京难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于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国外创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也于1937年12月20日开始对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进行报道，并展望了南京沦陷后中国的抗战形势，指出“我军虽有局部失利”，但“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