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列举中日西方铁证 南京大屠杀史实不容否认(3)

　　日本方面的证据

　　(曹大臣 副教授)

　　1.“屠杀令”来自军方上层

　　从现有资料看，最高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根据第13师团第103旅团长山田栴二的日记，1937年12月15日及16日两天，他分别派本间骑兵少尉、相田中佐去南京军部，联系处理俘虏事宜，得到的命令是“全部杀掉”。另一个较高层次的命令来自第16师团。据该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的日记记载，他对待战俘的态度就是“随意处置”，“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由于俘虏以千、万计，连武装都来不及解除，为防止发生意外，他决定增派部队乘坐卡车监视和引导。他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俘虏约有七八千人，他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置。中岛自己也亲自处置俘虏，他在日记中说：“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7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

　　日军对待手无寸铁的难民就更加肆无忌惮。冈村宁次大将在1938年7月13日的《阵中感想录》说，他到中支那战场后，据先遣官宫崎参谋、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报告，“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人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

　　2.日本政府知道南京暴行

　　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日本政府通过南京总领事代理的报告已经确知，并感到有必要加以制止。1938年1月6日，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日记中记载：“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这也许是日本国民民心颓废的表露吧。”东京审判时，石射猪太郎作证称，他将该报告立即送交了陆军省军务局长，其后陆海外三省举行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既然称为圣战，称为皇军，对这样严重的事态，就应切实采取迅速严厉的措施。翌年1月末，陆军省特地派本间雅晴少将前往当地，调查日军的军风军纪问题。不久，松井石根就被召回。

　　3.日军对屠杀真相的隐瞒与欺骗宣传

　　大屠杀期间，日军随军记者不断发表关于南京民众“安居乐业”以及有关“中日亲善”的报道，欺骗日本国内外舆论。

　　如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刊文称：“被人们认为失去生机的敌都，随着江南春色的来临，终于出现了复兴的迹象。”由于日军的刻意隐瞒，大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审判时才知道南京大屠杀一事，《朝日新闻》在东京国际审判法庭的材料中说：“这一难以消除的民族污点，使他们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中。”战后，南京大屠杀否定派陆续发表著述，选择性使用资料，宣扬日军在战时尊重平民，优待俘虏，不仅严重蒙蔽了日本民众，也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