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令赖声川陷政治麻烦 之前从未因剧获罪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赖声川的政治麻烦

　　从没有因为讽刺政治而惹上麻烦的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想不到，当他接近了政治，试图用单纯的艺术创作“正面表达”的时候，却陷入了选举操弄的漩涡。“弊案”“攀附权贵”，面对排山倒海的责难，他的辩驳没有人听，没有人信

　　本刊记者/丁尘馨

　　“有时候我真不懂，在台湾做政治干吗读那么多书？每天去都是讲没知识的话。伦理、民主、自由，政治、媒体、下水道，这两句话对我来说，完全对称。一个靠脑筋使唤的人怎么会去做政治？我们其实根本活在一个原始丛林的状态之中。”在北京某剧院的地下排练厅里，宋少卿用激昂声调念着台词，赖声川和现场工作人员一起轻笑。

　　农历元宵节一过，赖声川就开始复排自己1999年的旧作《十三角关系》。一瓶可乐，几包零食，每天只排整部戏的5分钟，还是原来的习惯和节奏。

　　虽然亲身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舆论攻击，但是导演并没有让它在戏里留下痕迹。《十三角关系》对台湾政治的讽刺和原来一样，不增不减。

　　扣上“台湾张艺谋”的帽子

　　10多年前，赖声川用《十三角关系》和《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向政治戏剧告别。1984年表演工作坊成立以后，赖声川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充满了对台湾政治的观察和嘲讽。但是千禧年带给他的提示是，去掉了政治、社会等外在的东西后，反而可以找到一条更宽阔的路。于是有了2000年的《如梦之梦》，七个半小时，一部史诗的长度专注于探索人心，发现内在。

　　即使是2008年的《宝岛一村》，这部有着浓重政治历史背景的眷村题材戏剧，赖声川也是强调“无关政治”，他只注重描述“一群想回家而不能回的难民”。

　　可是有些东西终究躲不开。

　　2007年岁末，时任台北听障奥运会总执行长的盛治仁找到赖声川，试图说服他执导开闭幕式。在这之前，赖从未与政府有过任何合作，也没有执导过任何大型的户外活动。与盛治仁也只是从电视上认识。

　　听奥组委会原本属意的是定居美国的电影导演李安，后因李安的外国团队费用太高而作罢。熟知台湾文艺界的陈文茜告诉好友盛治仁，台湾本土最重要的两个创意人是赖声川和林怀民，这两人可以，而且他们都是有世界级眼光的导演。

　　“最早赖老师的意思是，能不做就不要做。我们不是做这个行业的。”赖声川的妻子丁乃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同时也是表演工作坊的行政总监。所谓“主旋律”、与“政府”合作、大型户外活动，这些对于谙熟剧场经验的赖声川而言都是陌生的。

　　再次登门的时候，盛治仁拉上了两个人做说客，赖声川的精神导师林谷芳和他们共同的好友陈文茜。

　　“台湾不是有太多机会站在国际舞台上。这是我们可以向国际展示的机会。”盛治仁对赖声川说。除了同年7月在高雄举行的世界运动会，台湾从未举办过任何国际性综合运动会——发出声音却无法让人听见，恰巧又契合了听奥的主题。赖声川被说服了，也有了感觉，“我希望台湾被看见”。

　　在台湾的标案制度中，除了竞标，还有一个特例是“指定”，当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话就可以“指定”。“所以他们就指定了赖老师来做。”丁乃竺解释说。

　　这是赖声川与“政府”的首次合作。恰也是马英九“政府”实施“文化作为台湾的首要发展战略”文化新政策的开始。

　　“这是听障奥运史上最棒的一次开幕式。”2009年9月5日，当台北听奥开幕式结束后，国际听障运动总会主席丹娜达·安蒙斯对总导演赖声川这样说。

　　完美演出的背后，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舞台上几小时的华丽演出，舞台下却得克服一连串政府法规、时间、资源及设备的局限，几度让赖声川深感挫折。

　　依照台湾“政府采购法”规定，任何公共工程的承包，都必须由争取承办方撰写标案、参与竞标，待“政府”审核确认得标后，才能拿到预算去执行。在排练过程中如有任何新需求，都必须再跑一次写标案、竞标、等候审核的流程。

　　“受限于法规，我们几乎是一次就得成功，没有任何出错的空间。”赖声川始终觉得，艺术创作有时是需要独裁的。

　　“可不可以以后我都不再做这个了，我为政府该做的贡献做完了。”事后，极度疲惫的导演这么跟妻子商量。美国柏克莱大学戏剧博士毕业后，赖声川以《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暗恋桃花源》两出戏奠定了他在剧场界不争的地位，之后近30年的剧场实践探索，赖声川和他的戏剧已经在台湾甚至亚洲华语剧场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良好口碑。他已不需要通过“政府”的大型活动来抬高身价或知名度。

　　听奥一炮打响之后，众多的户外活动邀请接踵而来。赖声川夫妇尽可能地推辞。最后只接了“2011台湾灯会”和台北花博会，前者因陈文茜的推荐加上对方的诚意而接受了，花博完全因为筹委会临时改变计划而去救火。

　　从此，这位以做先锋话剧奠定业界地位、始终拒绝“被主流”的导演被媒体戴上了“台湾张艺谋”和“马友友” 的帽子。民进党称如赖声川、蔡国强、陈胜福等艺术团体，都是马英九之友，简称“马友友”，意思是只要是马“政府”，都会找他们办活动。

　　不过当赖声川听说有人推举了他来做台湾辛亥百年纪念晚会时，他对妻子说，“我绝对不要再做了。”

　　但这次，丁乃竺倒有些动心了。

　　“我承认这件事有部分因为我私人的感情。”丁乃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丁乃竺的祖父丁怀瑾在孙中山于东京成立同盟会之初就加入了，并任东京支部长。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丁怀瑾与热血志士组织成立“敢死队”，作为中坚参与一系列战斗，最终辅助孙中山建立民国。虽然丁乃竺一岁多时祖父就去世了，但孙女的名字是丁怀瑾取的，而相隔一个世纪之后，丁乃竺有机会参与到庆祝辛亥革命百年的庆典，她觉得这是一个荣耀也是和祖父冥冥之中的一次相聚。

　　执政党的政府高层也私下劝说赖声川，希望他能“帮这个忙”。丁乃竺也对赖声川说，放心，不会有问题。我们做的事情是促进两岸关系更好，我们问心无愧。

　　导演想得太天真了

　　“这100年(对国民党而言)很不堪的。我都做过这样的方案——要不就坦白面对这100年的历史。可是它是个庆典晚会，这样也不合适。”加上如何规避两个政党纷争、本省人外省人的隔阂等等错综微妙的问题，赖声川觉得题目既难又复杂。他设计了各种不同的方案，最终，他选择了有故事的摇滚音乐剧《梦想家》，创造出黄花岗73、74烈士两个角色，隐喻当年为理想牺牲的人中其实有留名的和不为人知的，他们都一样为梦想付出了生命。

　　这是一个过于大胆的、美国式的思路。赖声川庆幸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缅怀先人的角度，可以不分政党大家来共同庆祝这个日子。

　　可是导演想得太天真了。

　　“两天烧掉2.15亿(新台币)”，成为《梦想家》演出之后，最先且集中对赖及团队的指摘。“弊案”“浪费纳税人的钱”“攀附权贵”等字眼煽起了不明真相人的情绪，加上与日叠加的报道，赖声川和整个庆典活动的组织者、台湾“文建会主委”盛治仁陷入了排山倒海的批判之中。

　　赖声川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自己的艺术和创意还是无法战胜政治的算计。

　　《因选举，我在热爱的土地沦为“罪犯”》，1月18日，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的第四天，赖声川面对全台湾媒体召开新闻说明会，以这样的题目开始陈述。他详细解释了“辛亥百年庆典”晚会的情况，他强调3点声明：他没靠关系取得标案、没独得2亿元、表演工作坊的标案是13个独立标案中的其中一个。

　　说明会之后，时任台湾“文建会主委”的曾志朗表态，“从没有把音乐剧《梦想家》当成弊案在处理”。他还表示，艺术家有他的国际声誉，以赖声川的声誉，可以接到很多案子，承担之后却惹出这么多争议，任何人都会有点委屈。”这是自前任“文建会主委”盛治仁因“《梦想家》风波”被迫辞职后，官方第一次就此事发表意见。

　　虽然在选举结束之后，赖声川相继从朋友那里得到线索，这些有重点有层次的“叫骂”，多数来自选战中的另一个阵营民进党的精心部署，可是两三个月的谩骂造成的影响不可能短时间消除。

　　“我的内心多么简单，政府让一个艺术家来掌控大典，也不过问我要怎么做，我觉得这是很先进的社会。对我来说，参与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荣耀的。”赖声川回忆当时对这台晚会的期待。

　　赖声川和丁乃竺当初还曾想，通过和“政府”合作大型活动的经验，为台湾的艺术创作争取到更大的自由和空间。“本来想让‘政府’知道，哪些程序是对创意文化有伤害的，没想到伤害到了自己。”

　　甚至，《梦想家》风波还成为文艺界炮轰台湾文化政策的导火索。2011年11月18日，台湾文艺界在网络发表《联署宣言》，“我们认为《梦想家》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个案。这些年来，政府的文化政策一贯偏重硬件建设，更越来越走向烟火式、节庆式的空洞活动。”

　　一系列愤慨和铺垫的重点是，“文建会补助300多个百年系列活动，总金额高达17.88亿元新台币，占年度文化总预算15%，金额远远高于经常性补助”。尽管时任“主委”盛治仁强调，庆典支出是专项经费，与“文建会”的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无关，但这已经不重要。

　　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成立于1996年1月，主要目的在于“积极辅导、协助与营造有利于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展演环境，奖励文化艺术事业。”但台湾的表演艺术团体多年来都是“靠自己”，并没有从基金会得到多少补助。

　　2008年马英九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之后，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提出战略必须以文化主导，更是把文化预算要从现行的1.3%提升到4%。

　　而根据补助的政策，作品越多越好，获得的补助就会越多。也就导致好的越好，差的越差。记者了解到，这几年加之经济不景气，新的补助政策导致台湾的剧场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大小剧场间矛盾加剧。

　　《梦想家》一出，各种情绪都找到了表达出口，直至荒腔走板。

　　事实上，赖声川一直试图让更多的同行有所收获。在这次百年庆典中，台湾从事剧场的人，除了负责行政工作的，技术范畴的人几乎全部参与其中。

　　“可惜，我们的努力全部被忽略了。”丁乃竺失望地说。

　　之前从未因剧获罪

　　“即使现在说起，我也不后悔接下这个创作。”赖声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很长时间以来，这位在外交官家庭长大的导演都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政治，对当下“政府”进行犀利的嘲讽，但从未因剧获罪。那时候经常有人问他承受过怎样“挑战界限”的压力，赖声川说，其实对台湾的平民百姓来讲，政治压力并不显著。

　　如果比较起来，他的成名作《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也许是压力最大的一次。那是1984年，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言论受到很大的限制。初出茅庐的导演和演员在剧本里不仅批评当下台湾政治，更有情节是直指“国父”孙中山。

　　当时的舞美设计聂光远是亲身感受过“白色恐怖”的前辈，看完剧本后曾“严重地”要求这几个30岁上下的青年修改相关的情节，“我不希望你们演完这出戏以后就不见了。”他担心他们可能因言获罪。可是赖声川觉得那是全剧的点睛之处，不可能删掉，“我们就硬着头皮留着”。

　　演出时，赖声川看到了两个审查的人随观众进了剧场。中场休息时，两位官员到门口透气，赖声川赶紧上前递上烟。“不知道在跟他们聊什么，就是想办法一直拖延时间。一个耳朵还听着剧场里面的进度，担心这样的台词观众能不能接受得了。”当听到包袱一出，台下观众“哗”地爆发出会意的笑声，赖声川放下心来，赶紧挥手跟审查人员告别。

　　有了这次成功突围的经验后，导演以戏剧试探讽刺政治边界的胆子更大了，他比划着一个小圈，“我一向的策略是，如果界限在这里，我就往外撑一点点，然后它就变得大一点；再撑、再大一点，然后就解严了。”

　　从没有因为讽刺政治而遭致麻烦的导演想不到，当他接近了政治，试图“正面表达”的时候，却招来了他艺术生涯中最大的政治麻烦。

　　台湾前东海大学创意设计暨艺术学院院长、前“国立”台湾美术馆馆长倪再沁在“脸书”上连发5篇长文，讨论《梦想家》风波。

　　在倪再沁看来，“专业剧评如是论说，才是艺术文化界最大的悲哀。对赖声川的攻击声浪已经形成单面向的‘新权威’，一波波排山倒海、扑天盖地的扣帽子、大字报行径，犹如来到了文革时期，粗糙的表格对照，引进族群、政党之间的对立，网路的流言蜚语、脏话、耻笑、谩骂。不禁令人感叹，这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倒退，人民缺乏理性沟通的平台、抽丝剥茧的思辨素养，连资料都懒得查，连法律常识都蒙掉了”。

　　“我们就把一切归零”

　　“台湾这些年来，所谓民主，却让台湾的舆论氛围变得更糟了。”赖声川失望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们真的有点灰心，我们这么挺台湾的，可是这个情况我是不可能再和台湾政府有任何合作了。”这是赖声川对这次耗费心力一年半晚会的最终感受，也是他决定与台湾“政府” “切割”的公开表态。

　　抱着单纯的艺术创作之心，付以全部的热情和心力，最终仍超不过选举的操弄，这是赖声川夫妇在《梦想家》风波之中最心痛的地方。

　　“生为这个社会的一个公民，在遭受这样的攻击，我没有任何防卫。我试图解释，可是没有人听。一个社会(媒体)竟完全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我哑口无言。”赖声川语气平缓，但仍掩不住他对遭遇不公的委屈与失望。

　　过去几个月对他和家人是煎熬的，刚开始丁乃竺因无法入睡，半夜起床上网，自虐式地查看所有那些对他们的谩骂和批判。

　　为了脱离得更彻底，丁乃竺在2011年底已决定，不再申请2012年补助资金。近几年，像云门舞集、表演工作坊等大剧场每年能从台湾“文建会”的文化艺术基金会申请到600万新台币补助资金。

　　赖声川和丁乃竺想好了，“我们就把自己一切归零”。他说今后要拿作品向台湾观众证明自己。他一直相信，剧场是随时可以超越政治的。

　　赖声川说，在新闻说明会的发言稿中，本来他习惯性地想在严肃的“自白”最后加一句幽默的总结，就好像他喜欢在作品里随时抖一个包袱：“人要证明自己没做什么是很难的，要证明自己做了什么却是容易的。——此话来自《犀利人妻》”(记者注：《犀利人妻》为台湾热门电视剧)。

　　这个创意被律师禁止了。因为那里，不是他熟悉的戏剧舞台，台下坐的也不是喜爱他的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