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忆徐邦达：他对“徐半尺”的称号不以为然(2)

性情中人：

不为长者讳，不为权贵遮掩

启功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好的鉴定家，就要做到“不为长者讳，不为权贵遮掩”，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徐邦达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学生王连起说，都觉得鉴定书画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复杂神秘，但是在做人方面，徐先生却像小孩子一样耿直单纯。

　　单纯为人

　　在王连起拜徐先生为师之后不久，徐先生得知自己的学生还曾师从李卿云学习碑帖鉴赏，就主动跟他说：“碑帖过去叫黑老虎，真正懂的人很少。你可以向启元白先生请教，元白先生学问好得很！”徐先生于是给启功写了一封书信，推荐王连起拜见启功，从此王连起得到了启功先生的悉心指教。回忆这段往事时，王连起说，过去学艺唱戏都分门派，互相之间绝不逾越一步，而徐先生没有门户之见，襟怀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讲到徐邦达的耿直，王连起还忆起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一位中央首长收了一幅史可法的书法，所有的专家都说好，徐邦达反复看过后，却说是假的。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他还找来真迹给那位中央首长看，他又举例说：“大英雄的字不一定就豪放，就霸气外露，文天祥的字就很秀气，”最后那位中央首长感叹道：“还是徐邦达不骗我！”

　　上世纪80年代，全国文物鉴定组赴各地甄别历代书画时，为了传承书画鉴定的经验，参加的专家被要求要带出一批学生来。于是，有的专家从人际关系出发，选的学生居然比自己年纪还大，还没等到鉴定结束学生就已经故去。实际上，1985年9月以后，徐邦达已经退出了这个小组，启功先生名义上还参加，但从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图录》上的专家鉴定意见，就没有两位先生的了。当时的说明是“由于身体欠佳及其他原因”，其实，对有些专家做事方式的不认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人情世故、关系势力，都不能动摇徐邦达的鉴定结论。让王连起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件事，二十几年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召开讨论曹雪芹小像问题的研讨会，徐邦达早就断定此像不是曹雪芹本人，而是在近世“红学”盛行后后人伪造的。当时一位著名红学专家就怕徐邦达下此结论，所以开了一上午的会，这位老先生始终挽着徐先生的手，并不时恭维先生的学问和才识，弄得先生欲说不能。不得已，徐先生以身体不适为由中途退场，他拱手对大家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是写文章吧。”后来他的文章果然登在了香港的报纸上，并收在其《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的最后一篇，题为《明清小像画被改头换面之五》。虽私下里与这位老先生诗词唱和、交谊很深，但是徐邦达最终也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

　　徐邦达的“古书画过眼录”还没成书前，手稿就放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有的人写文章会拿来参考一下，当时有人对此很有意见，徐先生却很豁达，只是笑笑说：将来成书了，别把我自己当成抄袭者就成了。

　　勤奋过人

　　徐邦达是古代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成就来源于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在2010年7月故宫博物院召开的“研究与鉴定：徐邦达的意义——祝贺徐老百年华诞学术座谈会”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回忆说，“我过去经常在文津街的北图见到徐先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也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徐先生做学问的刻苦严谨，每次他去柏林寺的首都图书馆，都能看到徐先生在翻古文献。来自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的张子宁介绍：徐先生访问美国三个星期，就完成了700多件书法、绘画的鉴定。

　　其实，徐邦达的勤奋是由来已久的。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回忆，“文革”期间在湖北咸宁干校时，徐邦达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在食堂吃饭还看书。

　　徐夫人滕芳回忆说，故宫的人曾经跟她讲，徐邦达在湖北咸宁下放的时候，因为口渴，在街上买了两个老百姓卖的梨，就被批判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滕芳后来问他，“人家批判你，你什么想法？”他说，“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他们在上面批斗我，我在下面就想我的写书问题。”他那套《古书画鉴定概论》，就是在下放的时间里基本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