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做话剧已超10年 演一年比亿元大片挣得多
《阳台》剧照。
本报记者 牛春梅 实习生 韩思瑀
16时,距离演出还有三个半小时,陈佩斯早早地就来到剧场,手里端着一杯茶,在后台缓缓地溜达着。已经将近两年没演过这出戏了,演出前他会给自己多留一些时间来静静心。
昨天是陈佩斯经典喜剧《阳台》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第二场,也是这部作品诞生8年来演出的第166场。
这里的舞台,陈佩斯并不陌生。去年,他曾在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蝙蝠》中饰演狱卒。此次,他又受“国家大剧院新春话剧演出季”的邀请,带来自己最得意的作品—《阳台》。
《阳台》是陈佩斯潜心筹备4年、十易其稿的心血之作。剧中讲述包工头老穆为民工讨要拖欠工钱,无奈之下上演“跳楼秀”,但是由于过火“表演”,不慎失足掉到了贪官侯处长家的阳台,由此引出一连串滑稽可笑的故事。
18时以后,观众开始陆陆续续地来到戏剧场,不少人拿着手机和海报上表情夸张的陈佩斯合影。别看陈佩斯已经远离大众媒体十多年了,但在观众中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以前没有看过话剧的观众都是慕名而来。观众李先生就是偶然在票务网站上看到陈佩斯演出的消息,就赶紧订了票。还有一些观众已经看过陈佩斯的《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等剧,是“冲着他独特的语言特点和喜剧表演风格而来。”虽然现在是演出淡季,但在演出前一天,此次5场演出的票就早已售罄。
从2004年首演以来,《阳台》经常会遇到这种一票难求的场面。凭借着巧妙的线索设计、严谨的故事结构,8年间它走遍全国40多座城市,演出了160多场。这部投资还不到100万元的戏,如今票房已超过3500万元。
19时35分,演出刚刚开始5分钟,剧场就热闹了起来。在台上演员的鼓动下,台下的观众一起冲着陈佩斯饰演的老穆大喊“跳楼、跳楼……”站在台上的陈佩斯,不再是化妆间里那个大谈喜剧理论的专家,似乎真成了一个悲催的“包工头”……
对话陈佩斯:
我演一年比亿元大片挣得多
从2001年11月开始做《托儿》,陈佩斯已经在话剧市场折腾了十余年。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这10年也是自己对喜剧逐渐认识、了解的过程。
记者:您做话剧已经超过十年了,当初想到会做这么久吗?
陈佩斯:当初没有想到会做这么久,起初只是因为自己在小品表演中形成了一些喜剧理论,希望能够在一个完整的喜剧结构中进行实践。这其实是一种技术上的飞跃,没想到一“飞”就是10年。
记者:身为妇孺皆知的明星,您的话剧之路要比许多民营院团走得更容易些吧?
陈佩斯:必须承认是好走一些。但我们走的是一条没有路的路,我们开始做话剧的时候,几乎没有民营团体在做,话剧市场也没有现在这么市场化。可以说是我们在国内创造了一条话剧的市场道路,用好作品开拓市场,形成良性循环的规律吧。
记者:您怎么选择题材?喜剧作品的题材选择有特殊的标准吗?
陈佩斯:我是从一些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件中去寻找创作题材的。每个事物都有两面性,其实喜剧中最核心的东西是悲情,做喜剧是从悲情中生发喜剧因素,往往在大悲情后面就有大喜剧。
记者:喜剧是一门艺术,但您却说自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建构喜剧,这似乎有些让人费解?
陈佩斯:当代科学认为世界上没有非物质的东西,艺术创作也是属于物质范畴的,喜剧就是一种人类行为。我们在总结前人的经验中发现,喜剧有很多建构方法,建构方法不同就是不同的喜剧套路,不同套路带来的就是不同喜剧。我们总结并提炼不同的喜剧建构方法,认识喜剧规律,形成一定的理论,找到正确的喜剧套路。这就是科学方法。
记者:您是按套路来创作的吗?艺术家不是都很避讳套路吗?
陈佩斯:套路是存在的,只是你要学会认识事物的规律,在规律中寻求自由,当初我们的小品也是如此。
记者:您一部戏的票房能达到几千万元,但都得您自己一场一场地演,有没有想过扩大规模、实现产业化?
陈佩斯:产业化那就不是舞台艺术了。其实把我的这些戏刻成光盘来卖,也不见得有我一场一场演的经济效益好。我要是踏踏实实演一年,肯定比那些动辄投资几个亿的国产大片挣得多。我现在演得少,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创作。另外,探索一种表演方法太难了,《老宅》一个戏我就磨了三年多。不过,过段时间我可能会做一个喜剧培训班,现在人老了,总想把自己的东西能够传承下去。
追求的不仅是笑点
看话剧《阳台》有感
解玺璋
笑得有些辛酸,笑过之后还能给观众留下一些回味,触动观众的思绪随之展开,绵绵不绝,这是喜剧的高境界。它的存在,证明了喜剧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笑点,尽管《阳台》中亦不乏笑点,观众笑声不断,甚至在许多场合开怀大笑,但在笑声当中,也还需要有一点社会关怀,甚至有一点悲情,作为底色。这样的喜剧才不会浅薄和平庸。
我们看《阳台》就有这样的感受。陈佩斯充分利用了形体的夸张、动作的滑稽、语言的幽默,以及误会、巧合、讽刺、错位等等喜剧的手段,我们甚至会觉得他制造的笑料过于密集和频繁了,但这种感觉稍纵即逝,我们很快又被有趣的剧情所吸引,不得不被他牵着鼻子走。事实上,《阳台》的喜剧性或幽默感,最根本的毕竟还是由人物性格以及故事情节发展出来的,不是表演者强加给这个人物的,因而并不让人感觉到肉麻或生硬。
包工头老穆是该剧的核心人物,他执着而且善良。他不想拖欠乡亲们的“卖命钱”,但开发商欠大包工头,大包工头欠二包工头,二包工头欠他,所以,他的一切行为动机,都是为了讨回两年来开发商拖欠工人的工钱,甚至当侯处长拿出50万元赃款,作为工钱给他的时候,他仍然要冲侯处长三鞠躬,称他为“大恩人”。他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而他的执着和善良又往往使得他不自觉,在其中越“陷”越深,于是上演了一幕幕可笑而又辛酸的人生喜剧。但这个人物是可爱的,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喜剧的通情达理,以及“对一切存在事物的热忱而温存的同情”。恰如一位哲人所说:“它的本质是爱,而不是蔑视。”
所以,好的喜剧从不排斥道德感,它是爱憎分明的,也是惩恶扬善的,伟大的戏剧理论家莱辛把它比喻为社会的“防腐剂”、“矫正药”,它一定要让我们看到有些事情的乖谬可笑,有些人物的卑鄙可耻,比如贪赃枉法的侯处长,以及拖欠工人工钱,却用金钱和美女贿赂侯处长的任总。观众的笑声不仅包含着摧毁他们的力量,同时,也启发观众进一步思考,这种社会毒瘤之所以存在的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