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见证可可西里反盗猎 8月险被暴雪吞没

　　2004年，陆川拍摄《可可西里》，以冷静、克制的电影镜头，呈现了打击盗猎者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陆川的拍摄，灵感来自一部名叫《平衡》的纪录片。这部关注可可西里藏羚羊及其卫士西部野牦牛队的纪录片，2000年问世曾引起轰动，直接影响了在欧洲藏羚羊绒制品的销售。它的作者，是著名纪录片导演、成都人彭辉。

　　12年过去了，可可西里屠戮藏羚羊的枪声渐远。而彭辉，仍然没有放下记录可可西里的摄像机，那些曾经保护可可西里的卫士们当下的境遇如何，穷凶极恶的盗猎者有着怎样真实的面目？在即将完成的纪录片《平衡2》里，关于藏羚羊和矿产保护等话题，仍在继续……

　　见证反盗猎——

　　8月盛夏险被暴雪吞没

　　2011年12月初，彭辉收到振奋不已的消息：“当年参与盗猎及枪杀索南达杰的6名盗猎者逃亡17年后投案自首。”彭辉立刻率领摄制组奔往双流机场，因为他的《平衡2》，一直期待有这样的记录。

　　“当年我拍《平衡》，最初只是想记录一个盗猎与反盗猎的过程，以为它像一部充满枪战场面的西部片。”2012年2月，彭辉在成都对记者言及1997年底拍摄初衷时笑称，“现在想来，太过单纯。”

　　彭辉扛着摄像机走进可可西里，结识了扎巴多杰(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继任者，野牦牛队队长)，并且深入可可西里腹地参与巡山之后，才发现这群为可可西里付出青春乃至生命的 “保护神”，其自身的生存状态与压力、矛盾与痛苦，更值得记录。

　　彭辉记得扎巴多杰说过一句话：“碰见盗猎者并不可怕。他们有枪，我们也有，而且我的枪法好。最可怕的，还是可可西里的气候。”彭辉和队员们第一次巡山，便感受到了大自然带来的死亡恐惧。

　　那是1998年8月下旬。成都还是炎炎夏日，在可可西里腹地，已经是冰天雪地，气温零下几度。彭辉和助手开着吉普车，跟随野牦牛队安全巡逻了20多天，当他们经过一个名叫“鬼门关”的地方时，意外发生了：“原本应该是冻土的地方，在中午气温回升后，化成一片烂泥滩。”彭辉和队员们乘坐的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运载汽油的卡车，底盘全部陷入泥浆，动弹不得。

　　当时，没有现代通讯工具。如果车开不出泥沼，靠两条腿走不出几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就只有等死。扎巴多杰的两个儿子和巡逻队员，二话不说跳进泥滩，开始用手掏淤泥。

　　一整天下来，车子毫无动静。当晚，所有人和衣坐在车上，听着车窗外鬼哭狼嚎般的风声，雪块、冰雹轮流袭击，心情极其复杂。次日，凌晨不到5点，彭辉第一个走出来，用摄像机对准吉普车与所有巡逻队员。一会儿，一个满身污泥的队员疲惫地走下车，趴在稀泥地上，埋头去喝车辙里积存的泥水。

　　第二天晚上，陷在泥里的车辆还是没有动静。一向乐观的扎巴多杰悄悄嘀咕了一句，“这下惨了！”站在身旁的彭辉，从他的情绪里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恐惧。幸运的是，第三天，两辆车终于从泥滩里被掏了出来。

　　大家都已经一天半没吃任何东西了，饥寒交迫。好在这天深夜，车子终于抵达库塞湖检查站，工作人员端出一大锅没有任何调料的清水挂面，“没人说一句话，埋下头吃得异常贪婪……”

　　彭辉跟拍野牦牛队，面对暴虐的大自然袭击的遭遇，不止发生了一次。有一次巡山，一场暴风雪把装载备用汽油的供给车跟丢了。队员赶紧打信号弹，但是，在天地一片苍白的风雪里，升空后的信号弹没有一丝亮光；再打几梭子冲锋枪，仍然被暴风雪的呼啸声吞没……紧急时刻，扎巴多杰果断地凭经验判断方向，抄近道返回保护站。一天之后，野牦牛队终于回到保护站。两天后，那辆供给车也凭着感觉找了回来。

　　1998年11月8日晚，扎巴多杰在家中被一颗77式手枪子弹从耳根后近距离击穿头部身亡。获悉消息，彭辉悲痛万分地赶往可可西里，送走扎巴多杰。

　　面对盗猎者的疯狂，彭辉心中升起强烈的愿望：“很想纪录片拍摄与盗猎者正面遭遇。”1999年5月，“有人进山盗猎！”刚回成都的彭辉接到野牦牛队电话，又立刻赶回可可西里。

　　当时，梁银权出任了西部工委第三任书记和野牦牛队队长。几天后，彭辉与助手跟着梁银权和七八个队员，在可可西里腹地的一个大峡谷中，沿着峡谷两侧包抄。终于，彭辉透过摄像机的长焦镜头，看到远处有一辆吉普车一动不动。野牦牛队先喊话，再鸣枪，却没有任何反应。队员们握枪步步逼近，看清楚车内两名男人，车外晒着数十张藏羚羊皮。“抓下来！”梁银权一声令下，队员们迅速奔去，彭辉扛着摄像机跟着奔跑，长达十几分钟的镜头，完整地记录下抓捕两名盗猎者的全部过程。而此刻，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扛着沉重的机器剧烈奔跑，彭辉已两眼发黑，险些晕倒。

　　事后查明，两名盗猎者的3支半自动步枪已经全部上膛，但看到巡逻队员人数众多，并持有冲锋枪，才选择了缴械投降；而盗猎者选择躲在峡谷没有逃跑，是因为汽车没油了。这一次，他们杀害了近百头藏羚羊。